戴维依然清楚地记得他9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就是直到今天，我好像还跟那时的我保持联系。”他说，“无论我做了什么让我觉得很酷的事情，比如我在纽约一个挤满了人的房间里，采访艾丽西亚·基斯还是做些其他什么事情，我想给那个时候的我发一条信息，告诉他一切顺利。我觉得在我9岁的时候，我能收到来自未来的信号，这便是给我力量、支持我一路走来的很重要的东西。我可以创造出现在的我和那时的我之间的循环。”

给予戴维力量的还有他的父母。他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确保他找到做事情有效的方式上，而不是把精力放在发展他的自信上。他对什么感兴趣根本不重要，只要他愿意去追求，并能乐在其中就好了。戴维回忆道，他的父亲是个狂热的足球迷，但是绝对不会对他说：“你怎么不去足球场练练？”戴维先学了钢琴，又喜欢上了大提琴。当他说他想学架子鼓的时候，他的父母有些惊讶，但他们从未干涉过他的决定。他们支持他的新兴趣，这就是他们支持儿子的方式。如果你对戴维·魏斯的故事产生了共鸣，那也是有据可循的。心理学家丹·麦克亚当斯提供了一种解释，他称之为“赎回性人生”，认为这也是心理健康的一大标志。

在西北大学生命研究福利中心工作，麦克亚当斯发现，人们都会把自己当成小说家，在书写自己的人生故事，从开端、冲突、转折点到结尾。每个人刻画曾经受到的挫折的方式，都深刻地影响其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不幸福的人喜欢把挫折当成一种破坏了原本美好事物的污染物（“自从我的妻子离开我以后，我再也回不到从前了”），而精神勃发的成年人则愿意把它当成一桩变相的幸运事（“离婚是我经历过的最痛苦的事，但是，新的婚姻却让我觉得更加幸福”）。那些活在最现实生活中的人—愿意回归家庭、社会并最终正视自身—则能在挫折和障碍中发现生活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麦克亚当斯的发现为西方神话学中的一句箴言注入了新鲜血液：让你摔倒的地方就是宝藏埋藏之地。

对于很多像戴维一样的内向者而言，青春期是他们一生中最黑暗、纠结的时光，他们往往深陷在自卑和社交困境之中难以自拔。在初中和高中期间，主流价值观就是活泼和合群，而深沉、敏感这样的特征并不为人们所认可。但是，很多内向者，就像戴维一样成功书写了他们的人生故事：我们生命中的那些“查理·布朗”时刻，是我们在那些年为快乐地击鼓所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