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行驶了三小时二十分钟后，终于停了下来。我们三人一排站在院子里，承受着彻骨的寒风。每个人的姓名、士兵证编号以及各自在卡车上的座位号被仔细地记录下来。万一发生了什么，他们马上就会知道不见的是谁。奥斯里挨个走到士兵的身旁，用浓重的黑色记号笔在每个人的手背上写下一个“黑色数字”，它将存留好几天。我们在背地里都把这个数字称为“死亡数字”，这真是名副其实。不过想让慌乱中的士兵记得自己的位置，或者马上清楚谁失踪了，唯一帮得上忙的便是它。老兵们经常为这些数字争论不休。比如说，“7”这个号码谁都不愿意要。

即将开拔的时候，我把手下的兵集结在一起，训了他们一通，训话的腹稿我打了好几个月。这些话现在听起来像是令人尴尬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宣传文字，还是低劣的翻版，但却表达了我当时的心声。我郑重其事地说：“我们也许永远都成不了最出色的战斗部队，”我顿了一下，“甚至比不过海军的突击部队。我们身上并没有闪亮的勋章，不能把裤腿上的松紧带取下，也没有在服役期间接受美国军队先进的军事训练。这里没有英雄，也没人期望出现英雄。但是我们做的，是以色列军队最艰苦的工作，我们应当引以为豪。我不知道今天晚上，在去往前线的途中，你们是否注意到身边的情况。你们也许看到了北方基布兹操场上孩子们在开心地玩耍，也许看到了繁华的商业街上女人们悠闲地吃着巧克力饼干，站在商店的橱窗前评论着最新款真丝睡袍。那里的天空一片安宁，没有一个恐怖分子能接近我们的防线。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我们正要投身的战争，我们一起，就在今晚。人们想遗忘二十年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事。他们也想忘记，要不是以色列军队的作为，后果会有多么不堪：喀秋莎火箭炮落在我们的国土上，敌人闯入我们的境内，恐怖分子屠杀我们的家人。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

“就在前方，”我告诉他们，“那是一片野兽出没的无人地带。希望你们把这一目的地牢记在心。现在请大家看一眼自己的表，”我说，“从这一刻开始我希望你们忘掉一切，抛弃所有大话。你们的生命轨迹将变得不同。从现在开始无须叫我‘长官’，叫我埃雷兹，这样做完全有道理。但我还是会一如既往地严格要求你们——而且从现在起不会有任何妥协——也是从现在起情况和以往不同了，我们必须互相依靠，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我信任你们这些人，所以不要让我失望。我就说这些。现在，开始报数！”

言毕，现场一片静寂。领导这次行动的哈埃格尔的营长打量着我的兵。“你做了件非常危险的事。”他说。这时，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拜利斯家的卡车停在了基地门口。我真的不希望他们现身，但天不遂人愿，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穿着皱巴巴而又满是泥泞的军服的家伙成就了我一生中最为尴尬的时刻。很明显，我应该杀了他们。在最可怕的噩梦里，我都没想到过出征黎巴嫩会有这样一个令人屈辱的开场。营长瞪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等了好一会儿，他才继续对大伙儿下达指示。

“你们还不知道自己要去的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他说，“我警告你们，一旦踏上征程，连擦亮火柴看表这样微不足道的事都能引发天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