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原本不是纯粹的儒生，他早年曾向轵县（治所在河南济源南）人张恢学习申不害和商鞅的法家学说，后来由州郡文学掾升为太常掌故，即朝廷掌宗庙仪礼、典章制度的低级官吏。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再加上秦末的战火，先秦的典籍已经消亡殆尽。汉朝建立之初，儒家经典逐步被重新整理，唯独《尚书》还没有在社会上流传。文帝即位之后，听说济南伏生藏有此书，便要召伏生到京师去传授《尚书》，但此时伏生已是九十多岁的高龄，即便是安车蒲轮，也无法让他远行长安。于是，文帝指示太常派掌故晁错前去学习。伏生由于此时年龄太大，讲话已经含混不清，一般人都听不懂他的话，晁错学习时，伏生便叫能听懂他说话的女儿将他的话转述给晁错听。但伏生是济南人，晁错是颍川人，由于方言的关系，即使是伏生女儿的转述，晁错也有十之二三不能听懂。因此，他只好多做功课，每次记录之后都费力地去慢慢咀嚼那佶屈聱牙的《尚书》原文。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把《尚书》大体上弄懂了。可是花费如此气力的晁错之后并未把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传授的弟子也不多。相反，晁错却走向了知术论数的路上去了。文帝也看中了晁错儒法兼通的治世才能，不久便任命他为太子舍人，很快又升任门大夫、博士，后来又做了太子家令。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晁错被以“贤良文学”举荐给朝廷，并在此前后上《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举贤良对策》等一系列奏疏，显示出他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实质上，此时的晁错已经不只是“贤良文学”，而且也是治世能臣。

后来爆发的“七国之乱”使得谋国不谋身的晁错丧命东市，并且还背上了“峭直刻深”的名声。其所作所为也遭到后人“对策不根古道，直指时事”的讥评，但其杀身奉国，“志在削诸侯，尊天子”（王禹偁《小畜集·答黄宗旦书》）的行为还是得到了人们的钦敬。

然而，以“霸臣”名世的晁错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的“文学”基因竟在千年之后孕育出了一个诗礼传家几百年的文化大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