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仙芝自立名号为“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所谓“天补平均大将军”，是指这个官衔是上天授予的，代表政权的合法性。实际上是变相地否定了现存的唐朝政权。同时，“平均”二字，也反映起义军对剥削压迫的一种反抗、要求财富平均和政治平等的强烈愿望，因为社会上不平等，不平均，他们针对此社会问题提出“平均”口号，这种愿望的表达是符合当时农民利益，自然也能得到很多下层人士的拥护。“海内诸豪都统”这个称号，表明了王仙芝想成为全国起义农民的领袖，要联合各地起义一起打天下和唐王朝一较高下，可把它理解为起义军总盟主。

王仙芝发出反唐檄文，愤怒声讨唐政府的种种罪行，指出唐政府“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这并非是无的放矢。他很敏锐地指出了当时社会的弊端。

唐朝末期，在财产所有制和分配方面，存在两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是土地兼并，一是赋役苛重，这两个严重的问题造成了贫富极端悬殊的状况。根据《旧唐书?懿宗纪》的记载：当时，“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阡”就是田间的小路，就是田堘，所谓富者有连阡之田，就说明富人、地主，有大片大片连成一片的土地，“锥”就是那个铁锥子，贫者无立锥之地，就是贫穷的人，连一丁点土地都没有，这就是贫富的极端悬殊。同时，唐朝的法律也规定，主人杀奴婢，地主打农民，都不算犯罪，可见，法律专门维护地主富人的利益，农民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唐懿宗的时候，翰林学士的刘允章在《直谏书》中已用“国有九破”描绘过当时紧迫的局势：“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赂贿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对天下苍生的生存状态，他总结了“八苦”、“五去”。

八苦是：

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征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

五去是：

势力侵夺，一去也。奸吏隐欺，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人为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