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内容上，《新潮》要用偏激的姿态抨击时弊；而且形式上，也要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故而“社告”上写明：“文词须用明显之文言或国语，其古典主义之骈文与散文概不登载”、“句读须用西文式”、“小说、诗、剧等文艺品尤为欢迎，但均以白话新体为限”。这样，《新潮》就真正做到了从内到外“自别于一般社会”，即使较之于《新青年》，《新潮》也显得更直接痛快：“我们主张的轮廓，大致与《新青年》主张的范围，相差无几……不过，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的同情更多一点。”

至于“注重通信”，鼓励读者来信“无论许可、非难，皆所欢迎，如于本志所讨论之外别有询问，亦当竭诚相答”，甚至可以“传达海内外各地消息，或借本志自抒主张”，这就是跟着《新青年》亦步亦趋了，对于制造学术讨论的“现场感”，发动读者的“参与意识”，都大有好处。

说的是不怕“自相矛盾”，但《新潮》的编辑在细节上还是很注意一以贯之。《新潮》一卷一号上刊载了志希（罗家伦）的两篇时评：《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今日中国之新闻界》，猛烈抨击当前流行的黑幕小说、言情小说和笔记小说，是“把人类罪恶写得淋漓尽致”、“过于荒谬无稽，一片胡思乱想；既不近情，又不合理”、“闭门造车”，又批评报纸上的广告无意识地对社会产生恶影响：常有“卖春药”“医梅毒”的广告，卖秽书卖假货“更不必说了”！作者感叹道：“营业！营业！社会上一切的罪恶借你的名字去做好了！”有了这样的议论，《新潮》即在封三的“广告价目”里声明：“恶滥小说，与恶滥药品，其他有害之事物，本刊物概不为之登广告”；“愿登广告者，如能以原书或原物见寄，纵使审查，尤为欢迎”。广告与议论遥相呼应，进一步加深读者心目中《新潮》“进步”的印象。

《新潮》的栏目设置不按体裁题材，除“评坛”、“出版界评”、“故书新评”较为学术化外，其余所有文章都混同排列，有时论文后接一篇小说，诗放在两篇杂文之间。这大约是因为《新潮》编辑部人少，作者也多是同仁，比较容易统筹的缘故。通观《新潮》两卷十二号，涉及政治、社会的寥寥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