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辨析，在解析思想是“行之始”也是“行之终”时，他说：“思想既是为的人生，他造出的学问，如哲学科学等，又岂能抽象玄妙，和人生绝无关系呢？世界是人住的，学问是求世界的真理的；世界比就道路，没有人走的道路也就没有不能实行的真理”，真理必须能解决人生的问题，它能表现人生，否则真理是行不通的。我们研究学问，寻求真理，不是拿着真理的自身当作最终的目的，得到了就完了事，乃是拿他当做处世的方法和行为的手段。要知道真理的‘真’字是实事造成的，过去的事实才是他的证据。然而事实是行为的结果，所以行为就是真理的应用，也就是他可以成为真的铁证。总而言之：是真理不是真理，全看他在实际上的效果如何而定。凡是我们能融化，能应用，能确定，能证实的，都是真理；反之，凡是我们不能融化，不能应用，不能确定，不能证实的，都是虚妄空想了。由此可知：从经验里体贴出来的思想，从行为上得下来的知识，才是正确思想，才是健全知识！”

何思源在这里肯定的是，实践才是检验真理和思想的标准，除此之外，一切炫耀、迷糊人的东西都是虚妄。最后，他强调，真理是变化的，发展的“今天的真理，对于昨天的真理是子民，对于明天的真理是父母。今天的真理由于以前真理的混合改定而生，他自己的混合改定又生出来以后的真理。总而言之：思想的变化是改换旧有的真理，而求其适应于现在的新境况”。

《新潮》出版后，内地青年得书不易。“已经翻阅得破破碎碎了，还是邮寄来，邮寄去”，各地的代销处也日渐增多，“个人、学校、报社、图书馆、教育会、学校附设的贩卖部等经售代销的居多数，甚至有绸缎庄代销的”。到1919年10月，全国代卖处竟达40余处，这不能不说是发行上惊人的成绩。《新潮》内容激进，形式新颖，又挟《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之威，所以内容形式两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新潮》的出版，无疑为已经启动的白话文浪潮推波助澜，《星期评论》、《建设》、《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等白话刊物纷纷出版，《国民公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也逐步改用白话，短短一年中，竟然“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

《新潮》上的文章，是充满刺激和火药味的，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几千年的专制制度猛烈抨击。于是一些守旧的封建遗老和封建头脑的报刊，辱骂《新潮》，一些北大的教授也看不惯《新潮》，于是就有人拿着《新潮》的刊物找大总统徐世昌，然后层层下压，要求蔡元培开除《新青年》和《新潮》的编辑，但蔡元培面对这股逆流，却写下了《答林君琴南函》，进行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