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 在每一个给定的发展水平, 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基本机制。但是，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要求在每一个新的发展水平上都有产业升级和多样化以及“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这些升级必然产生公司的交易成本和资本投资回报引起的外部性。因此, 除了有效的市场机制外, 政府还必须进行协调或提供基础设置改善，并对外部性做出补偿, 以促进产业多样化和升级。

这些观点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争议,因为来自历史和当代的证据表明, 在所有经济成功的国家中，政府都对产业升级和多样化进行了推动。但对于政府是否应该积极参与设计并执行产业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建议则一直处于争议之中。

许多经济学家认同在结构变迁中政府干预是必不可少的这一观点，但仍然反对使用积极的公共政策推动产业升级和多样化。反对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一个一般的框架来指导政策制定。因此，借鉴比较优势理论、潜在后发优势理论以及产业政策的成败经验，总结出一套政府干预的通用原则是十分有意义的。除了对发展理论的讨论之外,本书还提出了一个易于操作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以帮助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实现人类对繁荣与和平的共同追求。

在这个从大萧条中走出的世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是多极增长世界的本质特征。展望未来, 国际化议程的关键挑战将是如何使用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加速经济复苏,以提升发展中国家未来的生产率,并加强金融部门的监管，以防止新的危机,避免资产的泡沫化。

富国和穷国之间合作的经济激励和“回报”是巨大且日益增长的。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增长和更稳定的世界需要有一个共赢的解决方案。世界必须避免零和博弈,如汇率战争、贸易战争或代价高昂且突然的再平衡政策，这些举措看上去有吸引力但实际上弊大于利。有效应对新的多极世界秩序需要新的国际金融安排以及高收入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结构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