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工业革命在18世纪中叶的英国发生以后，在实验室里进行可控实验逐渐成为技术发明和创新的主要源泉（Lin, 1995; Landes, 1969, 1998）。而对于那些蕴涵着革命性的新思想和涉及了重大、跳跃式、全新变化的发明来说则更是如此（Mokyr, 1990）。对处于世界科技前沿的发达国家而言，这种技术发明方式的变革使得它们能够通过对研发领域的投资而加速技术进步，于是技术发明和创新也内生于经济发展（Romer, 1986; Lucas, 1988）。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得以持续升级，生产率也得到不断提升。由此，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经济起飞，南北差距也开始显现（Baumol, 1994; Braudel, 1984）。

兰特·普里切特（Pritchett, 1997）在一篇开创性的文章中记录了这一现象，他称之为“大分歧时代”（divergence, big time）。从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演变来看，他估计从1870年到1990年，最富裕和最贫穷的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之比上升了五倍，最富裕国家的收入水平和所有其他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增长了一个数量级。布拉德福德·德隆(DeLong，1997）观察到了同样的状况，他指出：“我们今天生活在最不平等的世界中，在不同国家出生的孩子，其未来的生活图景是迥然不同的。”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经济增长的差异令人迷惑不解。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试图赶上最先进的经济体，但鲜有成功的案例。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特别是前苏联集团国家和中国）推出了雄心勃勃的经济赶超战略，这些战略往往是依赖于现代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在亚洲和中东地区以及随后的非洲，曾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作为新独立的国家不断涌现，这一过程同样伴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大胆的梦想。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很低，出生率和死亡率很高，平均教育程度也很低，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它们高度依赖于生产和出口的初级产品，并以此换取进口现代的制成品。因此，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核心议程都是发展技术先进的产业，以减少对进口现代产品的依赖，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起飞和消除贫困。但是这些国家中大多数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

的确有一些经济体成功获得了持续加速的经济增长[1]，最近，智利、中国、印度、毛里求斯、越南等少数国家的发展就是其中的典范。但是，许多低收入国家仍然贫穷，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陷入发展陷阱，难以接近美国或西欧的生活水平。结果，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克利尔（Collier,  2007）称之为“最底层的10亿人”）现在仍陷于贫困之中。

[1] 见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对13个此类国家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