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清晰的对象，就是界限分明、与其他所有对象截然不同，并且在自身内只包括明白内容的对象。

知识单位的这一分离的描述性特征，则是基于笛卡儿关于心灵与物质的区分。而与清楚明白的观念相伴随的这种绝对确定性，来自于它们纯粹的心灵特征。如笛卡儿所说的那样，直觉摆脱了“起伏不定的感官证据”和“浮想联翩的想象建构”。本质上，笛卡儿的方法就是养成“区分思想之物与有形之物的习惯”。也就是使思想摆脱感觉。

对“清楚明白”的追求，对情绪、感觉和想象的分离，现在可能使得之前存在的对比两极化了--理智与情绪、理性与想象、心灵与物质。我们已经知道如下主张并非十七世纪的新发明：妇女在理性方面有所欠缺，与男人相比，她们更加冲动、更加情绪化。不过，这些对比此前只是理性内的对比。什么应该由理性来支配，此前没有如此严厉地为理智所划定。笛卡儿轻视感觉、采用心灵-物质的区分，两者联合起来确立了笛卡儿观念的分离特征，从而使此前不存在的两极化得以可能。

这里的另一个相关因素是，那种使我们的心灵状态摆脱非理智因素的东西需要训练。当然，也是在早先的世纪里，给妇女进行不同于男人的教育被认为是合适的。人们提出这一点，很可能正是基于他们在理性方面的不同。不过，在十七世纪之后有一个新的维度。那时，妇女被排除在理性训练之外，也就是说，排除在方法获得之外。由于这一训练显然是学习不去考虑情绪、想象等，所以妇女与男人相比更加情绪化或更加冲动这一观念就有了一个新的维度。如果妇女被排除在理性训练之外，就必然会受到情绪、冲动、幻想的折磨。她们因没有这样的训练，所以就无法摆脱“浮想联翩的想象建构”，进入纯净的理性天空。因此，这种在十七世纪被认为是前理性的感觉的思想风格，能够继续存在于妇女身上。妇女比男人更少理性，这一点也就变得真实了，而在此之前并不如此。

同样，现在人们就有可能合理地把一般意义上的情绪、想象、敏感看作妇女特有的责任领域，而此前绝无可能。训练一个理性之人，毕竟确实要他摆脱许多正常特征。现在可以这样来理解，妇女的角色就是为男人保存温暖和敏感的领域，而这些正是理性训练要求他超越的东西。从笛卡儿的时代到卢梭所生活的时代，尽管发生了许多事情，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卢梭在《爱弥儿》中关于妇女教育的观点，对这一主题的详细阐述，几乎到了嘲弄的地步，以至于激起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愤怒，她在《女权辩护》（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中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