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崛起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它特定的民族性决定的。他们做事情很认真，对于既定目标的追求非常强烈。另一方面，日本具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当时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了日本口岸，强迫日本人学习西方各种各样的制度，在这方面它走在了其他亚洲国家的先列。

日本不但学习了民主宪政制度，也借鉴了西方的整个工业化体系。但在学习的同时，日本并没有丢弃传统的价值和文化，而是保留得比后来的中国还要完整。在另外一些地方，比如在东京、在大阪这些通讯口岸，日本对于贸易和财富的追求，包括如何通过贸易金融达到财富的创造和转移，走在了整个亚洲之先。

日本这个民族，和其他东方民族相比，有一个更开放的心态而且很大程度上受到岛国环境的影响，它面对黄土文明和蓝色海洋文明的冲突，使它更有机动性，可以接受国际市场上更先进的文明和社会体系，这也是它可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过去30年，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家对于财富的观念自然就会扭转。虽然在欧洲还比较强调对原来的贵族体系或者社会层级体系的尊重，但在日本，尤其是城市地区，民众对于个人靠自己的能力获得财富，并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则越来越尊重，这体现了经济价值发展之后对人的尊重和人性的释放。这点也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

任何一个金融中心的成立和衰退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其自身的原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某个阶段，对于金融自然就产生强烈的需求。另一个方面，日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实施的法律体系和大陆法律体系接轨。同时，日本人重视和西方行为方式的对接。中国的香港、亚洲的新加坡之所以能在一个较小的经济体基础上，成立金融中心，跟法律体系的健全也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最后，每个金融中心的成立，一定伴随着来自不同领域企业的汇聚。所以一旦日本成为当时全亚洲经济的领头羊，形成在整个亚洲地区有影响力的中心，就会有资源向它的地方逐渐转移。

在过去的两三年里，尤其在日本发生海啸和核电事故以后，越来越多的国际企业，纷纷把他们在亚洲或者亚太地区的总部，从东京转移到中国香港或者新加坡。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虽然中国是今后最有活力、最有潜力的经济体之一，但是企业在考虑业务中心或者业务总部的具体地点时，还是不会优先选择中国。企业可能会优先考虑那些无论是法律、文化，还是语言，都和曾经的本土国家更接近的国家或地区，比如与英美的法律体系更近的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想要把任何城市打造成金融中心，就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在各自辖区之内创建一个海外投资者所认同的法律体系。因为只有创立一个普遍的法律体系，才能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金融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