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这样开始：

“我是检察官，我代表州政府。我来，是要向你们呈上一桩罪行的证据。你们要共同掂量这些证据，你们要慎重商议。你们要决定，这些证据能否证明被告有罪。”

“这个人——”这时候，我会伸出手，指着被告。

拉斯迪，你必须把被告指出来，约翰·怀特曾经这样对我说过。那是我刚到检察院上班的第一天，法警帮我录入了指纹，大法官领着我宣了誓，约翰·怀特带我去观摩了我生平第一次参加的陪审团审判。那次，是奈德·哈尔西代表州政府进行开庭陈述，当他抬起手，指着坐在法庭对面的被告时，约翰·怀特在我耳边，悄悄地给我上了第一堂课。约翰说话的样子很有长辈的威严，不过，却在十点的清晨带着一股潮湿的酒气。那时，他还只是副检察长，是个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爱尔兰人。但那已经是差不多十二年前了，当时的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坐到他的位置。约翰·怀特轻声对我说道，如果你没有勇气指着被告，那你就别指望陪审团会有勇气定他的罪。

所以，我要指着被告。我伸出手，指着法庭的对面。我笔直地伸出一根手指，我盯着被告的眼睛。

我说：“我们对他提起控诉。”

被告会把头扭开，或者眨眨眼，或者没有任何反应。

一开始，我经常会开小差，想象坐在被告席上是怎样的感觉。他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在所有来听审的人面前承受着律师猛烈的攻击和谴责，但他心里却明白，自己在正常生活中最普通的权利——例如，社会的信赖、尊重，甚至自由，都已经像寄存在法庭入口衣帽间的外套，也许永远都找不回来了。我能感觉到那种恐慌，那种灼烧般的沮丧，还有那种挥之不去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