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往前查六个月，”我告诉他，“你可能会发现这个号码。”我朝自己办公桌上的电话点了点头。

利普兰泽不动声色地看着我，说：“我知道。”

那么，他是知道的，我想。我思考了一分钟，想弄明白他是怎么知道的。我觉得，也许是猜到的，人都喜欢说闲话。再说，利普兰泽往往能注意到别人根本不会在意的一些事。我甚至怀疑，他是赞同我的做法的。他虽然没结婚，但并不是单身。他认识一个比他大十岁的波兰女人，是个寡妇，孩子都已经成年了。利普兰泽和她每周见面两三次，那女人帮他做饭，和他上床。在电话里，他叫她妈妈。

“你知道吗？”我说，“既然又说到这个话题，我还要说一句，卡洛琳在家的时候，总是会把门窗锁好。”我平静地对他说出这句话，连我自己都很佩服自己，“我的意思是，她一直是很小心的，不会忘了关门和窗户。她是有点柔柔弱弱，但她是成年人，她知道自己住的是什么地方。”

利普兰泽的视线渐渐集中，双眼犀利而闪烁。他知道，我说的这个信息非常重要，而且，他似乎还觉得，我把这个信息拖到现在才说，可能也有什么深意。

“那么，你觉得是怎样？”最后，他问，“凶手杀人以后，故意把窗户打开了？”

“有可能。”

“所以，凶手是想把现场布置得像入室抢劫杀人？但其实一开始，是卡洛琳自己开门让凶手进来的？”

“这不就说得通了吗？是你告诉我，吧台上有一只酒杯，她应该是在招待客人。我敢打赌，凶手肯定不是什么丧心病狂的流窜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