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拉，我是副检察长，雷蒙德又在拼尽全力进行竞选，还有谁会来处理这次调查？如果不是雷蒙德每天要工作十四个小时忙竞选的事，他会亲自来调查的。”

几天前，我觉得，我必须跟巴巴拉说清楚这件事，但正是她可能出现的这种情绪，让我陷入了紧张和纠结。我不能逃避，否则就是欲盖弥彰。我打通电话，告诉巴巴拉我会迟点回家。我解释说，整个办公室都是一片混乱。

然后，我又加上了一句，卡洛琳·波尔希莫斯死了。

巴巴拉说，“哈，”她的语气是一种冷漠的惊讶，“吸毒过量死的吗？”她问。

我盯着手里的电话听筒，她居然能想出这个理由，让我觉得很意外。

但现在，我不能转移她的注意力，巴巴拉的怒火在越烧越旺。

“跟我说实话，”她说，“你调查这案子合适吗？”

“巴巴拉……”

“别，”她已经站了起来，“回答我。让你来调查，合适吗？你们那里有一百二十个律师，就找不到一个没同她上过床的人了？”

我很熟悉她这充满愤怒的语气和以退为进的策略，我努力保持着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