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证明孩子天生就能辨别面部表情真是太难了。于是我将我的第一个孩子作为研究对象。他刚刚出生，还没有机会向身边的孩子学习任何表情。但我坚信那个时候他已经懂得微笑，看到微笑时感觉快乐，刚出生的他通过经验来学习东西还为时尚早。当他4个月大时，我在他面前发出奇怪的声音，做几个鬼脸，试图表现得很粗鲁一些。但是如果声音不是很刺耳，鬼脸不是很恐怖，他都当做是笑话了，并且都会对我笑一笑。当他5个月大时，似乎明白了充满同情的表情和语调。当6个多月大时，他的保姆在他面前假装哭泣，我看见他的脸立马呈现出忧郁的表情，嘴角很明显地下弯。 他很少能见到其他孩子或者大人哭泣，同时我怀疑当时他已经学会推理。因此我认为，一定是他内在的感觉告诉他，保姆的哭泣表达了悲伤，他也因此瞬时产生了充满同情、忧郁的表情。

对于那些19世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达尔文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一些不受欢迎的想法了。我们接受“人类从猿到人的进化”已经够难的了，如今他又提出：人与动物是紧密相连的。如果真的如达尔文所说，我们人类的表情是与生俱来而不是后天习得的话，那么这一人类细微情感和丰富智慧的铁证——面部表情，就不再是人类所特有的了。

即使《人和动物的表情》一书刚一出版就卖光了，然而人们接受书中思想却是很慢。直到20世纪中期，科学界还普遍认为人类的一系列表情是在个体文化中形成，并通过社会化和模仿一代代传承下来。当时一些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葛瑞利·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和雷· 博威斯特（Ray Birdwhistell）都认为达尔文受到了拟人论的影响，癖好谈轶事趣闻并有着西方人的偏见。博威斯特一生都从事人类非语言交际的研究。他在1970年的一次访谈中坚定地说道：“正如我们所知，世界上没有通用的手势，便也不会存在能够为各个社会所接受的面部表情、态度或者身体姿势”。米德和贝特森担心，过分地强调人在生物学层面的动物性而忽视文化因素，会加强人们在民族和种族之间的比较。在1972年的自传中，米德提到了她的担心：人类倾向于将其特定的特征与性别、年龄、种族、身材、肤色甚至是籍贯联系在一起，并因此作出不公正的比较。

20世纪60年代，波士顿大学的心理学家威廉·康顿（William Condon）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微观分析”的研究方法。他先用摄影机记录下两个人之间的简短交流，然后再一帧一帧地分析影像画面。（他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研究完这仅仅4秒半的短片，并磨损了130份电影拷贝。） 康顿记录下了每一帧里说话人的微小动作和分裂的音节。影片中的一帧是1/4秒，而音节“k”在“ask”这个词里面仅有1/5秒。 康顿发现，短片中说话人的动作与话语是同步的，同时还发现倾听者的动作与说话人的话语也是一致的。他解释道，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像是在跳舞，每个人都在复杂而微妙的矩阵中相互配合共同享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