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威尔金斯（Richard Wilkins）是华盛顿地区的一名律师，刚参加了他祖父在马里兰州的葬礼。当他驾车返回时，一名州际警察让他停车，并要求搜查他的汽车。威尔金斯拒绝了，但警察已经放出了毒品嗅犬。威尔金斯和他的家人无助地坐在车中，而警犬则嗅遍了整部汽车，包括挡风玻璃和尾灯，但结果一无所获。“我们蒙受了巨大的羞辱。”威尔金斯说道（“黑人驾车”［Driving while Black］，1999）。作为一名非洲裔美国人，威尔金斯可能是种族侧写的受害者；种族侧写是指警察根据种族来锁定目标并拦截行人、飞机乘客和汽车驾驶员。

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种族侧写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由于驾驶飞机撞毁世贸中心双子塔的恐怖分子具有中东血统，一些人认为在乘坐商业飞机时，任何看起来有相似背景的人都应受到特殊的详细检查。在袭击发生后的那年新年前夜，迈克尔·达斯拉斯（Michael Dasrath）和埃德加多·丘尔格（Edgardo Cureg）准备乘坐大陆航空公司从新泽西飞往坦帕的飞机。达斯拉斯是出生于南美洲的美国公民，而丘尔格是来自菲律宾的美国居民。他们两人都成功通过了各种安全检察。达斯拉斯本来坐在头等舱中，但由于一名携带宠物狗的妇女抱怨他使她觉得不舒服而被赶下了飞机。丘尔格也被赶下飞机，据说原因是他让其他乘客感到紧张。

这些种族侧写的例子与我们在本章开头所提到的阿马登·戴尔罗悲剧有相似之处。在两起案例中，都是由于肤色的原因，无辜的人成为了犯罪嫌疑人。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两个例子又是相当不同的。在戴尔罗的案件中，警察几乎没有时间——几秒或者更少——来仔细思考戴尔罗到底伸手去拿什么并对其做出反应。更有可能的是，警官们的自动化思维在起作用。而在威尔金斯的案例中，警察有足够的时间来决定是否拦截他。可以推测，警察的决定是有更多意识参与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事实上，有证据显示，美国的一些警察局鼓励警员拦截黑人和拉丁美洲裔的汽车驾驶员，并且这一数字不成比例地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这意味着种族侧写在一些警局中是一种有意识的政策决定，而不是自动化思维的结果（Drummond，1999）。相似地，在两人被赶下飞机的案件中，可以推断，航空公司的职员有充分的时间三思而后行。

种族偏见既可能是自动化思维的结果，也有可能是有意识的、仔细思考的结果——这一问题我们将在第13章中详细讨论。现在，我们采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有更多意识参与的、控制程度更深的社会认知。控制性思维（controlled thinking）的定义是：一种有意识的、有意图目的的、主动的和需要努力的思维。人们常常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开启或关闭这类思维，并能充分意识到他们所思考的内容。另外，这一类型的思维需要努力是从它需要心理能量这一层面来讲的。人们有能力一心一意地进行有意识的、控制性的思维，但人们不可能在考虑午餐吃些什么的同时，又仔细思考一道复杂的数学难题。相反，自动化思维能够在根本不需要意识努力的情况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