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近来衰病之由，未曾详告仁者。今略记之如下：

去秋往厦门后，身体甚健。今年正月，在承天寺居住之时，寺中驻兵五百余人，距余居室数丈之处，练习放枪并学吹喇叭，及其他体操唱歌等，有种种之声音，惊恐扰乱，昼夜不宁。而余则竭力忍耐，至三月中旬，乃动身归来。轮舟之中，又与兵士二百余人同乘（由彼等封船）。种种逼迫，种种污秽，殆非言语可以形容。共同乘二昼夜，乃至福州。余虽强自支持，但脑神经已受重伤。故至温州，身心已疲劳万分。遂即致疾，至今犹未十分痊愈。

庆福寺中，在余归来之前数日，亦驻有兵士，至今未退。楼窗前二丈之外，亦驻有多数之兵。虽亦有放枪喧哗等事，但较在福建时则胜多多矣。所谓“秋荼之甘，或云如荠”也。余自念此种逆恼之境，为生平所未经历者，定是宿世恶业所感，有此苦报。故余虽身心备受诸苦，而道念颇有增进。佛说八苦为八师，洵精确之定论也。余自经种种摧折，于世间诸事绝少兴味。不久即正式闭关，不再与世人往来矣（以上之事，乞与子恺一谈。他人之处，无须提及为要）。以后通信，唯有仁者及子恺、质平等。其他如厦门、杭州等处，皆致函诀别，尽此形寿不再晤面及通信等。以后他人如向仁者或子恺询问余之踪迹者，乞以“虽存如殁”四字答之，并告以万勿访问及通信等。质平处，余亦为彼写经等，以塞其责，并致书谢罪。现在诸事皆已结束。惟有徐蔚如编校《华严疏钞》，嘱余参订，须随时通信。返山房之事，尚须斟酌，俟后奉达（临动身时当通知）。山房之中，乞勿添制纱窗，因余向来不喜此物。山房地较高，蚊不多也。余现在无大病，惟身心衰弱，又手颤、眼花、神昏，臂痛不易举，凡此皆衰老之相耳。甚愿早生西方。

（19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