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声的不雅名声，便是它自始至终只知道歌唱“情欲”这一件事，似乎人们的心灵里，只有爱情，只有热烈的情欲，才可以当得起生命的见证。这种尊重本能的坚持态度，不仅不能说下流淫邪，恐怕还要尊之为“神圣”人性。无怪乎圣人删诗，郑声以及其他的“淫诗”都得以保留下来，且有21篇，较各风部多许多。人类自始至终，都热爱这些情诗艳歌，虽有“色情”、“诲淫”的抨击而不绝。这也算生命本能向文化本能的转化吧？要不然，这些可爱的诗歌，早已被道学家的剪刀阉割不见了。今日得见，不亦幸乎？

孔子删诗与礼教运动

《诗经》时代，是一个道德发育成熟的时代，也就是说，是一个文明正在被建设起来的时代。既没有统一的文化，也没有统一的道德，曾经是自由或者说具有极度自由的男女性的结合，正在经历礼教化的改造。这也是对人类社会结构最为关键的改造，而这改造乃源于一种创造，即对一种稳定的婚姻形式的创造发明。这个被创造发明出来的婚姻形式，便是家庭婚姻制：男子娶亲，女子离开自己的家，和男子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女子与子女和财产均属于丈夫所有。这就是《蝃蝀》篇中“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所怨言的一个普世制度。

并非仅仅周公如此制礼。周公之礼在中外都有相似的形态，只有少数族裔还有走婚等女系氏族的传统。今日人们已经无法清楚为何中西古人会选择“男娶女嫁”这样一种婚姻模式，并同时将其确定下来，作为一种固定的社会模型普遍施行。随着这种婚姻模式而来的是成型而稳定的家庭、随之稳定下来的社会形态，以及随着家庭社会成型而逐渐围绕统一稳定的家庭和社会，建立起相应的道德机制。很明显，古人和今人都从其中受益良多，所以奠定这个“以礼相待”的婚姻模式的先王后妃，永远被人称颂。《关雎》因为对婚姻礼教的推崇而位居《诗经》第一篇，其来有自矣。

只可惜，道学随礼教而兴盛，女子渐渐因为被控制而失去力量，于是女子的地位就越来越下降了。我们看《诗经》、《春秋》、《左传》等先秦文章之内，女性还有很充分的话语权，那时男子去古未远，尚未完全忘恩负义。及至后世陋儒，如南宋朱明，女人那就完全下了地狱或者根本就等于地狱，需要尽诛之而后快；惟为国家民族计，不得不保留这个低等物种。

风化与礼教杀人之演进

孔夫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今人又会诧异：都满篇性生活、满篇性关系了，怎么会思无邪呢？须知孔夫子看到的《诗经》，跟我们看到的，并不相同。孔子看到的，大概犹如《金瓶梅》之原本小说，精华糟粕芜杂其间，奔放自由的民间感情和婚姻关系，有合于礼的《关雎》，又有更多不合于礼的情诗，如《狡童》，《野有蔓草》等等。孔子行删削改定之后，令其符合“礼之需要”，达到“成之以礼得幸福、成之非礼得不幸”的教化标准，如此则无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