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民间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而存在，只要你群居，不管与世有多么隔离，人们总是受控于某种意识形态。王学泰先生的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说过，影响中国农民思想意识，也就是说能够决定他们思想特质的，是家族和专制政权对农民的双重控制，以及宗法共同体之间的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双重联系，农民对这种控制基本认同，对这种联系无根本摆脱……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这个意思是说，即使在一个荒古的封闭的山村之中，也仍然有着文化的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这一点韩少功在它的寻根文学代表作《爸爸爸》中已经呈现过了。而冉正万在《银鱼来》中表现得似乎更明显。村里人由于因为是一个老祖婆传承下来，自然就带有了枝枝蔓蔓，在这些枝枝蔓蔓中有两个主干格外强劲，一是以范若昌为代表的主干，一是以孙国帮为代表的主干。由于他们受制于相同的血缘和宗法制度，便命定的在他们之间出现了主次之分。他们主与次的地位所带来的内部较力被表面上的和谐与相互尊重所掩盖。这种意识形态不仅维系了乡村的稳固，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它消解、吸收或者内化了政治意识形态所带来的诸多影响。正因为作者有意无意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诸如范若奎杀蟒和杀红军事件一样，被看成了单纯的杀戮事件。孙国帮看到杀日本人杀的却是中国人时也是这样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说政治意识形态被隐匿了。这在作品层面可能是一种山民原生态生活的呈现，而在作者层面则就是一种技巧性的还原了。

阅读《银鱼来》，容易让人想起一些作品。比如萧红的《生死场》、乔良的《灵旗》、韩少功的《爸爸爸》、贾平凹的《怀念狼》、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活着》以及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等作品，这些不同时期的作品所表达出的不同观念、不同主题、不同结构以及不同的审美倾向，在《银鱼来》中都有着或显或隐的呈现。比如《生死场》中的生死转换、《爸爸爸》、《怀念狼》中的人类学倾向、《灵旗》和《圣天门口》中对历史与人的拷问、《白鹿原》中的家族风云以及《活着》中的顺从与无奈等。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中国作家在面对同一历史与现实、自然与社会等诸多问题上的隐约相同的思考，但也说明作为后来者的正万在写作成熟时期的写作野心和写作视野。我始终认为，检验一个作家是否成熟，就是看他能否冷静、客观地处理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类、人与人的诸种关系，能否把人类的心灵、人的心思在历史、现实、自然、社会等诸多问题上铺展开、融化开。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那么历史就不再是历史、现实就不再是现实、自然就不再是自然，社会也就不再是社会，一切都是人自身，都将回到人自身。我们看到，正万通过《银鱼来》这部作品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这个方向中的最重要的就是他如何看待“活着”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