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若昌胆小，孙国帮也胆小，他救了一个红军，还是儿子孙佑能的坚持，依他的个性，这种事能躲就躲。他唯一的血性之举是杀了一个伪军，那是他在高度紧张状态下完成的，算不得英勇。早年时，他很想当捕银鱼的总指挥，又怕抢了范若昌的风头，他和范若昌较劲，有时就表现在看谁更正派上，双方都想在这样的标准下取胜。为了发家，女儿生病，他也舍不得治，内心里认为女儿迟早是人家的人。今天的读者可能对此最不能容忍，可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哪一个农民不把生女当作赔钱的货，只是生逢乱世，才有“生男不若女”的感叹。所以，孙国帮这样做，放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可以理解。孙国帮最喜欢的人是余得白，因为这个书生真正为农民办事。被范若奎杀害的红军，在解放后由政府重新殓葬，孙国帮坚持要为这些人洗骨，这固然是一种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但在他也有消除良心的不安之意。毕竟，他亲眼看着这些人一个个被推下万丈坑，他当时没有做出任何拯救他们的努力。大儿子孙佑能当年是受解放军委托，劝说范若奎投降，范若奎怕他泄露藏身地点，残忍地杀害了他。到了八十年代，孙国帮听从亲戚的安排，向有关部门申诉。民政部门要补贴他每月三十元生活费，还要一次性地补助他四千多元，他一个子儿也不要，宁愿自食其力。或许到老，他还有一个心结，不该挑银鱼到贵阳，把大儿子丢了，不该叫女儿去拉银鱼，使在经期的女儿得了不治之症，使老伴在想念儿子和女儿的痛苦感情中死亡。小说快结束时，他对人说，银鱼是好东西，但好东西有时比坏东西还坏，这个家不需要那么多银鱼，是他需要那么多银鱼，是他的欲望导致这个家庭成员死的死，痛苦的痛苦。小说至此，完成了对开头的照应，使小说主题上升到哲学的层次。的确，范若昌、范若奎、、杨玉环、孙国才、孙佑学，哪一个不是在欲望的支配下生活，就是孙佑能，在遇到自己当年和父亲救下的江政委之前，不也患得患失，为自己的将来考虑吗？

当然，孙国帮、范若昌、孙佑能、为情而飞蛾扑火的杨玉环都可以理解，他们的欲望很多的时候不是一种破坏力，就是老是借贷，把别人的钱买酒喝的孙国才，也不是大奸大恶之人，而范若奎、孙佑学则是人类恶的极致，是兽性的体现。范若昌杀十二个红军，杀一百一十七个土匪，事后就跟没事人一样，还夸口自己如何神勇，别人如何胆怯。孙佑能一直称他二叔，公开场合，他也把他当侄子，大家都是一个老祖婆下来的，可他还是从背后射杀了孙佑能。孙佑学和父亲孙国才一样，是无赖，是只管今天不管明天的人。到了解放，这种人敢于斗地主，一时间成了新政权的红人，他因此当了贫协主席。解放前他就觊觎杨玉环的美貌，现在大权在握，恶胆又生，大大咧咧地到杨玉环居住的忘铧洞求欢。杨玉环上吊，为了斩草除根，他竟然连双胞胎孩子也杀，他这次行凶成了孙国帮独特的纪年方式--“孙佑学行凶那一年”。作者没有按照因果报应的逻辑写，这个孙佑学还成了四牙坝小学校长，到1977年才解聘。这时，他唯一的进步是叫孙国帮“叔”，这一声，多少是对德高望重的孙国帮的臣服。这样写可能更符合历史和现实，报应不爽很多时候只是人类善良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