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徐小斌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我的写作已经三十年了，似乎要对自己、对读者、对一切关注我的前辈和朋友们有个交待——感谢作家出版社成全了我的意愿。

回望三十年：风云奇诡，沧海桑田。坚守内心世界实在是太难太难了。三十年来，尽管我不断地转换风格和进行各种文本实验（也由此失去了一些读者），但有三个特点是一以贯之、始终坚守的。

首先，我的写作是原创写作。

我属于“自虐型”作家，对自己要求特别严苛，既不愿重复别人，更不愿重复自己，我希望每一次都能把自己最新鲜最深刻的感悟带给读者。为此，在我的作品中，基本看不到互文本关系。我在1985年写《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1994年写《迷幻花园》《双鱼星座》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或者安吉拉·卡特的译本。他们后来之所以成为我喜欢的作家，完全是因为他们的创作暗合了我的趣味。在写作中我拒绝一切复制，尽管现在基本就是一个复制的时代、一个高仿真的时代，并不那么尊重原创。

有些西方国家非常尊重原创。用最俗的金钱标准来衡量亦如此。譬如好莱坞像一个大工厂，原创的东西只有A4纸一页，第二道工序是情节，第三道工序是对话，第四道是幽默等等，但是最值钱的是那张A4纸——简直可以说是价值连城。

我是面对内心写作的人，只希望写作带给自己一种智力挑战式的快感，也希望带给我的知音破译式的快感。作品表层的故事可能会面对更多的读者，而深层的内涵实际上非常小众。

我的粉丝不多，不过个个都是“骨灰级”的，他们追随了我三十年。上世纪80年代，文学是社会热点。我在1983年写的中篇《河两岸是生命之树》，收到读者来信大约四百来封，《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收到读者来信七百多封——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那时候接到更多读者来信的作家很多。到了上世纪90年代，读者的关注点实际上已经分散了，再也不会出现那种现象了。

原创写作实际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写作的秘密首先当然来源于生活阅历；其次我经常可以从看似与文学无关的领域获取营养，我喜欢的东西很杂。我的阅读从很小就开始了。阅读的范围远远不止于文学。中国的紫薇斗术、奇门遁甲、易经、考古、西方的玄学、心理学、占星术、塔罗牌、炼金术甚至博弈论控制论等等都使我从中体会到一种乐趣和快感。我还曾经比较过紫薇斗术与西方占星术，当你找到他们的异同之后会有一种发现式的快乐。

我很不喜欢那种把神秘与迷信并列的说法。其实神秘与科学只有一步之遥，一旦神秘被科学解释了，神秘就成为了科学。但是，科学是无法穷尽这个世界的，尚未被穷尽的那部分，我们可能称它做神秘。但是也有别一种情况，即：在一些人眼里的现实在我眼里可能就是神秘，在另外一些人眼里的神秘在我眼里可能就是现实。我从小是个爱做梦的孩子。我的梦有时像巴洛克艺术般绚丽，有时又充满黑暗与恐怖。各种怪梦组成了我童年与青少年时代的记忆。在成年之后我很少做梦了，我认为是一种灵性弃我而去。正因如此，我一直在追求一种现实和神秘圆融合一的创作手法。

给我营养的还有电影和绘画，譬如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万马齐喑的时代，我在故宫博物院一个朋友那儿看到了一本西方的画册，当时极为震撼，特别是莫罗的《幽灵出现》，是一个有关莎乐美和施洗者约翰的故事，莫罗是那种作品色彩非常绚丽的画家，他到现在都不太被中国大众熟悉。但是，他绝对是超一流的画家，是一位在世界画坛得到极高评价的画家。他生前是一个隐士，后来我发现我喜欢的人基本都是隐士，我自己也一直过着一种隐士或曰宅女的生活。后来我反复看过这幅画，莎乐美穿着一身纱衣，戴金绿色的阿拉伯宝石。画面的另一端是冉冉升起的约翰的头颅，那颗头颅发出异彩。你可以想象在上世纪70年代初看到这样的画是什么感觉。在那之前，我喜欢画古代仕女，而在此之后，我开始画一些稀奇古怪的画。其中有一幅画是《阿波罗死了》，我的一个朋友看到后就说：“不得了！你赶紧把这幅画收起来。阿波罗是太阳，你怎么能说太阳死了呢？”我现在还记得画面是我想象中的月亮女神狄安娜双手捧着太阳神的头，天空上的太阳是镂空的，后来这幅画被我伯父母看到，痛斥了我——当时的画主角都是工农兵。但我依然阳奉阴违，我行我素——我不但是做梦的孩子，还是内心极度叛逆的孩子。

第二个特点是诚实写作。自觉在这方面做到了问心无愧。虽然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了将近二十年，但我从来没有违心地接受任何一部编剧任务——哪怕此举会给我带来巨大的利益。我们并没有什么硬性任务，如果编剧，就会挣大量的银子，如果不写就挣一点底薪。我们的底薪低到不好意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