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位护士来为我更换绷带。这是大家第一次看到我胳膊上的伤口。我的奶奶走出去，在门廊里哭了起来。提米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跑上楼，整个下午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后来的一段时间，他因为无法集中精力学习，落下了高中三年级的很多课程。“我希望能在你需要的时候随时出现在你身边。”他对我说。我对此十分感激，因为我知道他为了我耽误了不少学业，之后得费很大工夫才能赶上课程的进度。

我的父母也经历了一段难挨的时期。他们在我出事后的三个月里都没办法回去工作，我们家的经济负担陡然加重了。多亏《20/20》和《新闻内幕》栏目组，因为参加了它们节目的独家专访，我获得了一些报酬，而这笔钱也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我以为自己可以坦然面对它，但当我亲眼看到那仅剩的一点点被细长的黑线缝合起来的手臂残肢时，差点昏过去。“我的天哪，”我心想，“我看起来像弗兰肯斯坦的怪物。”我的伤势比想象中要严重得多。那一刹那，我真的没有办法面对我失去的一切，更不敢想重返大海。我害怕自己没有勇气承担，我需要一个内心比我更强大的人来帮助我，引领我。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容易”，而在于“可能”

第一次与盲人心理学家保罗·斯沃格特（卡伊）见面是在十一月四日，周日，地点是威尔考克斯医院。诺亚和提米迟到了——他们是故意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看心理医生”。在等他们俩到来的空当，卡伊摸索着走进我的病房，在床边找了一个位置。

他的声音深沉，听起来友善而踏实，我立刻对他产生了好感。我向他描述了自己的外貌，接着我们聊起了冲浪运动，以及我的爱好、朋友和家庭生活。然后我问他：“您是天生眼睛就看不见吗？”

“不是。”他说，“我二十几岁时还能看见，但后来视力就每况愈下了。”

“能治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