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政府向这个地区所征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不变。

陈布雷说：

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能缓免。

这实际等于政府又拿了一把刀子，与灾害为伍，在直接宰杀那些牲口一样的两眼灰蒙蒙、东倒西歪的灾民。于是，死的死了；没死的，发生大面积背井离乡的逃荒。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会像蒋委员长那样说：情况不会那么严重吧？这是一种事物的惯性，事物后特别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再来想事物，我们总是宽宏大量地想：事情不会那么严重吧？但在当时，可知历史是一点不宽容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又得引用资料。我认为这种在历史中打捞事件的报告式的文字，引用资料比作者胡编乱造要更科学一些。后者虽然能使读者身临其境，但其境是虚假的；资料也可能虚假，但五十年前的资料，总比五十年后的想象更真实一些。一九四二年，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由于在中条山失陷之前，该省还要向驻守山西南部的军队和驻守在比较穷困的陕西省的军队提供给养，因而，负担也就更加沉重了。在陕西省的四十万驻军的主要任务是“警戒”共产党。

我从很多人士那里得到的估计是：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中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通过省政府征收)以及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税率是按正常的年景定，而不是按当年的实际收成定。因此，收成越坏，从农民征收的比例就越大。征粮要缴纳小麦，因此，他们所收获的小麦很大一部分要用于纳粮。

有很可靠的证据表明，向农民征收的军粮是超过实际需要的。中国军官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仍然盛行不衰的惯例，就是向上级报告的部队人数超过实际所有的人数。这样他们就可以吃空额，谋私利。洛阳公开市场上的很大一批粮食，就是来自这个方面……

人们还普遍抱怨，征粮征税负担分配不公平。这些事是通过保甲长来办的，他们自己就是乡绅、地主。他们通常都是要使自己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不要纳粮纳税太多。势力还是以财富和财产为基础：穷苦农民的粮食，往往被更多地征去了。这就正像是他们的儿子，而不是甲长和地主的儿子，被拉去当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