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水囊来源的工作十分困难。杨学武带着一队人，马不停蹄地接连走访了本市数家生产水囊的企业，却一无所获。这种水囊的面料和形状本来就大同小异，加之被改造过，又没有任何可供辨识的标记，这些企业都不能确认水囊是自己的产品，更无从查找购买者。

局里经过研究，又拿出两个方案。其一，要求市内所有生产、销售水囊的企业提供两个月内购买过类似水囊的消费者名单，逐个排查；其二，将水囊来源的调查范围扩展至全国，并提请当地警方协助调查。

这无疑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巨大工程，但是，在现有物证有限的情况下，也只能如此。

至于那些水囊上的数字，也在调取物证后被还原。方木看到那组数字原貌的同时就排除了第一种可能，即购买者的电话号码。因为那组数字之前还有几个字母，连起来是XCXJ02828661，与我国境内使用的手机号码及固定电话号码完全不同。

猜测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难以确认这组编码的书写者。只有先等等杨学武那边的消息，如果能排除生产者和销售者书写的可能，那么结论就只有一个了——凶手在水囊上写下了这组编码。

等待，是最让人焦虑且无奈的事情。

然而，警方并非无事可做。2011年下半年至今，除了第47中学杀人案及富民小区杀人案之外，本市的刑事案件发案率仍然很高。其中数起恶性案件均在较短的时间内侦查完毕，余下的，都是一些盗抢类案件及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类案件。这些案件，无论大小，都在某种程度上分散了警方的侦查力量。从目前来看，第47中学杀人案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所有线索均已中断。最近发生的富民小区杀人案也好不到哪里，除了用大海捞针的方式排查水囊的来源之外，也没有明显的进展。魏明军的家属和姜维利的母亲每隔几天就要来局里打听案件的侦破进度。主办这两个案件的杨学武被问得不胜其烦，最后干脆避之不见。据说姜维利的母亲又跑到分局长办公室下跪，分局长和政委连说带劝，好不容易才把老太太弄走。

反感、懈怠的情绪渐渐在办案刑警间蔓延开来。一来，有价值的线索实在是太少，侦查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二来，几乎每个刑警的手里都压着好几个案子，把精力投入到这种几乎无迹可循的案件，势必会影响到其他案件的侦查进度，里外不讨好；再者，像姜维利这样的人，本来就是刑警们眼里的人渣败类。为了他耗时费力，还得挨骂，难怪会让刑警们心理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