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我只见过一次奥维利亚。那一次，她手扶着墙壁，用黯淡绝望的眼睛看了一眼我除了报纸外的空空两手，然后慢慢地转身回去。她的确已经变了一个人，孱弱无力，眼睛深陷而呆滞。我不敢和她对视，急忙骑车离去。可是，奥维利亚痛苦的面容和日渐病弱的身影都没有使我停止那疯狂而致命的恶作剧。我又扣留了大卫·穆克的最后来信。他在信里说他已经受了重伤，并只希望自己尽快死去。我拿着那封信，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个魔鬼。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在为自己的贫穷和丑陋而发泄，还是为了没有女友又无望的事实而卑鄙地向别人的幸福复仇。

奥维利亚再也没有出来等信了。

终于有一天，我送信路过柯林斯家时，看到门口聚集着前来参加奥莉维亚葬礼的一群人。她的母亲被人搀扶着，止不住地哀哀恸哭。奥莉维亚是柯林斯夫妇唯一的孩子，是他们的掌上明珠和生活的全部寄托。直到那时，我似乎才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到底对那个姑娘和她的家人做了什么。我的恶作剧绝对不次于任何真正的谋杀！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我此生不值得任何人去爱，也不可能去爱任何人了。我是个名副其实的小人、罪人、刽子手。

我不敢去想大卫·穆克是否还活着?

我很快辞去了工作--我不可能再给柯林斯家送信了。然后我远离纽约，移居到西部的加州当了很多年的园林工人，这样做我可以不必太多与人打交道。直到我59岁那年我父亲去世（我母亲已先他去世），我才重返纽约。我是家里的独子，后半生就一直住在父母留下的位于皇后区的一所普通的房子里。我再也没有去看过曼哈顿东区的那所碣石房子。我后来一直独身，人长得丑加上性格古怪，对我感兴趣的女人不是少，而是根本没有，而我也乐得如此，因为我的良心不允许我此生再接近任何一个女性了。

我已经76岁了，从去年开始身体莫名地出现了衰竭的迹象，已经住了两次医院。我清楚地预感到不会太久我就要离开人世了。我此生的最大的遗憾就是，我做了一件恶毒的事，伤害了两个无辜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家人。这个罪孽让我的后半生一直在孤独中度过，我的灵魂每一天都在被懊悔啃噬，很多年来我一直用做最累的义工去赎我犯下的罪孽，但我知道这也远远不够。人的内心从出生起就被上帝安装了一台自动的精密天平，即良心。凡做过的事情，无一不被记录，衡量，留痕。不该做的，即使无人知晓，也终将会被天平的另一端以良心不安作为终生无法摆脱的惩罚来保持那无影无形，却永恒存在的平衡。我知道我不值得任何人爱了，因此后来一直独身，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包括我的父母。你是第一个知道我罪孽的人。只因为你是个陌生人，我愿意像你所说，把这个沉重的秘密卸下，留在尘世，因为我很快就要走了。我必须忏悔才能安心地走，我不能错过你给我的这个唯一的机会?

如果能有来世，我只想变成一朵玫瑰，活着只为有情人传递幸福，即使隔天就会枯萎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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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这封信，我很难不去设想，如果这个邮差的恶作剧不曾发生，奥莉维亚和她的未婚夫将会有怎样的不同人生？他们是否会在二战结束后结婚，生很多孩子，女孩真的都很像妈妈奥莉维亚？每年的圣诞节，孩子们是否一定会和他们的外公和外婆在一起点亮圣诞树?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这个邮差也许不会成为伟人，但是世上可能会多一对相爱的夫妻和一个幸福的家庭，而他自己也就不会在漫长的悔恨中度过孤独的一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