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持续得到杂志社老板的赞赏。两年后，我从助理编辑升到了编辑的位置。

黛比大学毕业后我们就结婚了。挂在我们卧室墙上的那张结婚照记录了我们青春时期最为生动、最光彩照人的时刻：我们眼睛里闪烁着的青春四射的魅力和激情，几乎溢出相框。三年内，我们的儿子拜伦和托马斯先后出生了。像那个年代的多数已婚女子一样，黛比顺理成章地留在了家里照顾孩子。

我的工作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在《竖琴》杂志工作了五年之后，终于来到了纽约最著名的文学杂志做了副主编。三年后，我晋升主编。在此期间我又出版了两本小说。

那些年，我对生活真的没什么可抱怨的，除了感激。我和黛比婚后也遇到过各种矛盾，但却没有争吵过一次，那是因为她从来不让我们之间有这种机会--她的善解人意和宽容一直成功地化解了一切已经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很多年来，我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自己娶到的是一个金不换的极品女人--她美貌动人，出身良好，受过最好的教育，人品上乘，然后做了贤妻良母。

多少次我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望着她悉心照顾孩子的情景，禁不住自问：我何德何能今生竟能有这样的幸运？我会在圣诞夜或某个具有宗教意义的场合默默感谢上帝对我的眷顾和偏爱，尽管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基督徒。

纽约，一个举世闻名的现代大都市，居住着来自美国及世界各地的人，每天必然发生着形形色色的故事，有黑人或少数族裔居住区发生的抢劫或暴力事件，也有名人之间因感情和婚姻产生的新闻和旧闻充斥着媒体和报刊，成为人们在街头巷尾和餐桌上的话题，但这一切却始终与我们的生活无关。我们住在黛比的父亲送给我们位于曼哈顿下东区的一幢独栋两层的老式房子里，家里有佣人和杂役，两个孩子一直在附近的私立学校读书。周末，我和黛比陪着孩子们在中央公园里骑自行车、野餐，或开车去新泽西或是更远的波士顿看朋友或参观博物馆。我过着事业、婚姻和家庭无一不令人羡慕的中产阶级的典范生活，看似无懈可击，而我也一直从不怀疑这样的生活会有任何理由发生任何变化。

然而生活毕竟是生活，该发生的其实根本无可逃遁。1979年的一天，我生活里几近完美的格局在一个瞬间就被改变了，且毫无预兆。

那年夏天，我们杂志欲聘用一个女编辑，叫伊娃·施罗德，之前在著名的“双日出版社”工作过多年。我的行政秘书琼略显激动地对我说：“她是耶鲁毕业生，法国文学专业，‘双日’的得力编辑，没人知道她为什么忽然想离开那儿。不管怎样，这对我们可绝对是件好事，千万留住她！”我看着琼兴奋的模样，没说什么。作为主编，我必须亲自与她面谈后才能决定是否同意将她作为资深编辑加盟我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