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的。”哇，他真的乐在其中了。早先的无能表现不见了踪影，如果有点什么问题的话，他觉得自己有点太自大了。

“五十块钱从二手店买的。”她说。

“真的吗？看上去很贵，我不知道，两倍这个价钱。”一个服务生从它们身边走过。“你要一杯贝利尼吗？”杰夫落落大方地问。他们一人取了一杯，把手中的空酒杯放在服务生的托盘上。这段开场白结束后，他们聊起了双年展的住宿问题，她住在哪家酒店，待多久（她周日离开）。这也给了杰夫仔细观察她的机会，从她脸颊上的雀斑，她的耳环（金色的小耳环），到她丰满的嘴唇。弗兰克和劳拉的朋友朝他们穿过身来。

“我们要过去看看布鲁斯·诺曼是否能给我们多带点观众来。你们也跟着来吗？”

弗兰克对他们两人同时说这句话。在一般的场合下，杰夫会是第一个想奉承这样的大牌艺术家的人，但现在--虽然他逼迫自己什么都不说--他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尖叫着我们留在这里好了，谢谢你，弗兰克。

“我们留在这里好了。”劳拉说。

“等下我们回去见。”她的朋友说。

“伊冯娜。”

“伊冯娜，对了，当然了。”他很欣慰两人得到了单独相处的时间，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很想把对话拉回到她的礼服和他的衬衫上，男人味和女人味的换喻--如果这个词没用错的话。与此相反，他却 问了个很无聊的问题，她是做什么的。

“我在一家画廊工作。”他之前想要搬去洛杉矶的冲动进一步得到了证实。这对他的人生说明了什么呢？他的状态，他已完全准备充分，能够把帽子脱下来，把所有一切都塞进去？也许，这“所有一切”其实是“什么都没有”。

“你呢？你做什么？”

“记者。我是个自由撰稿人。如果这也算个真正的工作，我也许能停下来做点别的，但自由撰稿就是在你停下别的工作后开始做的活儿，所以我的选择很有限。这就好像是退休--两者之间，有时很难区别。”

“事实上，我马上要辞职了。虽然画廊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