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春：我们知道，您的父亲白崇禧是国民党将领，母亲是富商的后代，您又是如何走上写小说的道路的呢？

白先勇：讲到我的小说启蒙老师，第一个恐怕要算我们从前家里的厨子老央了。老央是我们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说会道的口才，鼓儿词奇多。因为他曾为火头军，见闻广博，三言两语，就能把个极平凡的故事说得鲜龙活跳。冬天夜里，我的房子中架上了一个炭火盆，灰炉里煨着几枚红薯，火盆上搁着一碗水，去火气。老央进来了，便问我：“昨天讲到哪里了，五少？”“薛仁贵救驾”，我说。老央正在给我讲“薛仁贵征东”。那是我开宗明义第一本小说，而那银牙大耳、身高一丈、手执方天画戟、身着银盔白袍、替唐太宗征高丽的薛仁贵，便成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甚至亚历山大、拿破仑，都不能跟我们这位大唐壮士相比拟。老央一径裹着他那件油渍斑斑、煤灰扑扑的军棉袍，十个手指甲里乌乌黑尽是油腻，一进来，一身的厨房味。可是我一见着他，便如获至宝，一把抓住，不到睡觉，不放他走。

刚才说过，大三的时候，我与几位同班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有了自己的地盘，发表文章自然就容易多了，好的坏的一起上场，第一期我还用两个笔名发表了两篇：《月梦》和《玉卿嫂》。1962年，出国前后，是我一生也是我写作生涯的分水岭。别人出国留学，大概满怀兴奋，我却没有，我只感到心慌意乱，四顾茫然。头一年在美国，心境是苍凉的，因为母亲的死亡使我的心灵受到巨大无比的震撼。那时候完全不能写作，因为环境遽变，方寸大乱，无从下笔。有一天黄昏，我走到一个湖边，天上飘着雪，上下苍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楼万家灯火，到处都是残年急景。我站在堤岸上，心里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那种感觉，似悲似喜，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顷刻间，混沌的心境，竟澄明清澈起来。我感到脱胎换骨，骤然间，心里增添了许多岁月。黄庭坚的词：“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不必十年，一年已足，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种地方。我又开始写作了，第一篇就是《芝加哥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