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受到指责，说我在谈到当代画家时，不假思索，过于严肃，我就更加惊奇了，因为我充分相信，凡在批评他们时，与我可能给他们造成的痛苦相比，我自己要痛苦得多；在很多情况下，有很多指责对充分理解我的作品大有必要，但是我都引而不发，因为我担心会伤害那些情感和处境我都一无所知的人，或者令他们痛苦。的确，本书偏爱现代艺术，整本书中很明显的虚假而夸张的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批评从而失去平衡、在本该赞扬时却保持沉默而造成的。但是我宁愿多花一两年实现我的目标，也不愿通过伤人而达到目的；只有在画家人气极旺、深受公众的爱戴、个人意见对他来说无足轻重时，我才允许自己表达反对意见。

最后再说一句。很多年来，在谈到特纳的作品时，除了指责其缺少真理外，我们什么也听不到。对于特纳作品中的力量、崇高或美，答案只有一个：它们不同于自然。因此，我根据对手的依据，通过对实际情况的全面调查，证明特纳的确与自然相同，和历史上其他画家相比，他对自然的描绘比任何人都要多。我本来期待着这一假设(我将来一切努力的基础)会受到拼命反驳，我得寸土必争，才能巩固我的立场。事实上，根本就没这么回事，我的对手立刻退出了阵地。有一位《雅典娜》作者什么也说不出，只会强调：“他反对绘画中的自然风格。假如人们希望看到自然，就让他们自己去看。他们为什么要在画布上看一个二手的大自然？”另一位(《布莱克伍德》)则败得更惨，只有一句更奇怪的话为自己辩护：“我们必须考虑的，不是事物本来如何，而是它们在何种程度可以被大脑变成不同的事物。”(1843年10月期，第485页。)所以，我让读者自己决定，究竟是和布莱克伍德等一起，去考虑事物在何种程度可以被大脑变成不同的事物，还是和我一起，接受更艰巨但是也许在总体上更有用的任务，即确证这些事物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