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和卡利早在五十年代就认识了，那是在汉堡。他们都来自法兰克地区，都打算到北方去闯荡，干一番大事业。如果白天在造船厂打工，晚上在基督教青年会睡上下铺算是大事业的话，那么他们的确干出了大事业。老爸和卡利后来又锦上添花，一块儿租了一套房子。

“我们那个时候可以说组成了第一个小社会。”老爸说这话时，表情有些邪乎，用手不经意地在仅剩的一点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上抹了一把，“那是一个放肆的年代。”

我猜想，那是他一生中唯一对抽烟不反感的年代，也许抽一根自己卷的香烟会让他显得更酷。

我十三岁的时候，希望当一个老嬉皮士的女儿的梦想破灭了。卡利的妻子汉娜告诉过我们，他们的房东是一个寡妇，叫施吕特，他们租的是她两个孩子的卧室。房东女儿搬出去后，她不愿意一个人独住，就把两个房间租给了卡利和海因茨，还给他们烧饭、洗衣、熨烫衣服。在她的家里不准喝酒，不准会女人。他们三人每天晚上玩凯纳斯特纸牌，赌注是面包和小黄瓜。

半年后，老爸服兵役，卡利去了海关，但是他们的联系没有断。年代虽然放肆，但是友情却延续了下来。

卡利和汉娜住的房子是红颜色的，地皮很大。老爸在门口停住脚步，观察了一会儿房前的花园。

“没有绣球花，玫瑰也很少，沙棘倒是种了不少。”

我指着房子的外墙，对老爸说：“那不是玫瑰吗？我觉得这个花园很漂亮。”

“搞不清楚。总而言之，我们的玫瑰比他家的多得多。不过卡利栽花种草不在行，年轻的时候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