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诗经》的影响，在孔子孟子的时代便已极大了。希腊的诗人及哲学家，每称举荷马之诗，以作论证；基督教徒则举《旧约》《新约》二大圣经，以为一己立身行事的准则；我们古代的政治家及文人哲士，则其所引为辩论讽谏的根据，或宣传讨论的证助者，往往为《诗经》的片言只语。此可见当时的《诗经》已具有莫大的威权。这可见《诗经》中的诗，在当时流传的如何广！

《诗经》在秦汉以后，因其地位的抬高，反而失了她的原来的巨大威权。这乃是时代的自然淘汰所结果，非人力所能勉强的。但就文学史上而论，汉以来的作家，实际上受《诗经》的风格的感化的却也不少。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东方朔的《诫子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志诗》，仲长统的《述志诗》，曹植的《元会》《责躬》，乃至陶潜的《停云》《时运》《荣木》，无不显然的受有这个感化。

然而，在同时，《诗经》却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厄运：一方面她的地位被抬高了，一方面她的真价与真相却为汉儒的曲解胡说所蒙蔽了。这正如绝妙的《苏罗门歌》一样，她因为不幸而被抬举为《圣经》，而她的真价与真相，便不为人所知者好几千年!

《诗经》中所最引人迷误的是风、雅、颂的三个大分别。孔颖达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毛诗正义》关于赋比兴，我们在这里不必多说，这乃是修辞学的范围。至于风、雅、颂三者，则历来以全部《诗经》的诗，属于其范围之内。三百篇之中，属于“风”之一体者，有二南、王、豳、郑、卫等十五国风，计共一百六十篇；属于“雅”者，有《大雅》《小雅》，计共一百零五篇；属于“颂”者，有《周颂》《鲁颂》《商颂》，计共四十篇。《诗大叙》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朱熹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诗经集注序》《诗大叙》之说，完全是不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