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动物精神》前言(3)

动物精神 作者:(美)乔治·阿克洛夫


这个幸福的家庭正好对应于凯恩斯(也是我们)关于政府恰当作用的定位。正如古典经济学所证明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拥有极大的创造力,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干预这种创造力。另一方面,若是听之任之,资本主义经济就会出现过剩的问题,现在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它还会导致经济狂热,随之而来的便是恐慌和失业问题。大家会过度消费而几乎不储蓄。少数族群则在糟糕的境遇中饱受煎熬。房价、股价甚至石油价格暴涨,然后暴跌。正如育儿指南书中提到的父母的恰当角色一样,政府的恰当作用是搭建平台。这个平台应当让资本主义的创造力完全释放,但也要能够制约由我们的动物精神引起的极端行为。

说到极端行为,小布什曾精辟地将这次经济危机解释为“华尔街喝醉了”。但是,华尔街为什么会变得一塌糊涂?为什么美国政府为这种局面提供了前提条件,当它过度放纵时却置之不理?当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必定来自某个经济理论,这个理论能解释其中的原理,然而这个理论来源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逐步阉割。在《通论》首次出版后,这个过程便开始了,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愈演愈烈。

动物精神是凯恩斯解释大萧条的核心理念。在《通论》出版后,几乎所有的动物精神,不管是非经济动机还是非理性行为,都被他的追随者一一抹杀。他们只保留了恰能得出最小公分母理论的动物精神元素,目的是使《通论》和当时标准的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学术差异最小化。古典理论并不包含动物精神,它认为人们完全按照经济动机理性地行动。

凯恩斯的追随者采取这种“改头换面的做法”(如海曼·明斯基所述)有两个充分的理由。首先,萧条仍在肆虐,他们希望能让人们尽快转变观念,支持凯恩斯关于财政政策作用的观点。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支持者,他们将凯恩斯的理论改造得尽可能地接近当时的主流理论。而保留最小偏差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能够让当时的经济学家用旧理论来理解新理论。

然而,这种短期的解决方式带来了长期后果。被注了水的《通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被普遍接受。但是,这种缩减版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容易受到攻击。20世纪70年代,新一代经济学家崛起,他们对缩减版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批评,形成了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该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中残存的为数不多的动物精神可有可无,以至于对经济无足轻重。他们认为,凯恩斯的原创理论改造得还不够。在他们看来,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就是,经济学家根本不需要考虑动物精神。因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凯恩斯主义之前的宣称并不存在非自愿失业的古典经济学又复活了。动物精神就这样被丢进了思想史的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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