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关于经济稳定性的这种理论相当成功。例如，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大部分求职者在多数时间里-即使是在严重衰退时-都有工作。它可能无法解释为什么1933年大萧条顶峰时美国有25%的劳动力失业，但它的确能够解释，为什么即使在那时，仍有75%的劳动力有工作可做-他们正从事着亚当·斯密所预言的互利的生产和交易。

因此，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一理论也应该得高分，至少按照我们曾在餐馆里偶尔听到的某位男生的标准而言是这样。这位男生抱怨，尽管他的答案70%正确，但拼写测验的成绩也只得了C。而且，在200年来形势最糟糕的时候，该理论表现甚佳，比如现在，美国的失业率仍只有6.7%（尽管仍在上升）。可以说，古典经济学的预言相当准确。

再来看看大萧条时期。很少有人会问为何在1933年就业率仍高达75%，相反，人们通常会问，为何有25%的劳动力失业。依我们之见，宏观经济学关注的是对充分就业的偏离。若不能实现这样的充分就业，其原因必然是偏离了亚当·斯密的经典模型。

像大多数同行那样，我们的确相信，亚当·斯密关于为何有这么多人就业的观点基本正确。我们也愿意相信，在一些特定条件下，亚当·斯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优势的观点也基本正确。但是，我们认为，他的理论不能描述经济体系中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多的波动，也不能解释经济为什么会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而且，从亚当·斯密那里得出的经验之谈，即完全不需要政府干预或少干预，也是毫无根据的。

被忽略的动物精神

亚当·斯密的假想实验考虑到了人们会理性地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一假想实验并未考虑到人们会受非经济动机的驱使，而且没有考虑到人们的非理性程度或者被误导的程度。概而言之，它忽略了动物精神。

与此相反，凯恩斯试图解释经济偏离充分就业的原因，并强调了动物精神的重要性。他强调动物精神在商人的算计中所起的基本作用。他写道：“我们用于估计铁路、铜矿、纺织厂、专利药品的商誉、大西洋邮轮或伦敦市内某栋建筑未来10年收益的这些基础知识并没有多大意义，有时甚至毫无用处。”既然如此，这些决策是如何得来的呢？这些决策“只能被视为动物精神导致的结果”。它们来自人们“想要采取行为的自发冲动”，它们不像理性的经济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是“量化收益乘以其量化概率的加权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