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无细草，则安能知其方式？不知其方式，又安知其数之从何而得哉？今但以其得数为方式，宜其所求之数无从而得矣。故《火珠林》之术，今术家所用者是。以及六壬、太乙、奇门三式，其操术精者，尚无不验，独宋贤筮仪之揲蓍求卦，其验否茫无把握，岂孔子知来藏往之说为欺人哉？是未得其法也，断可识矣。盖京焦之术，大儒所薄为方技而不屑道者，而不知西汉去古未远，其飞伏世应五行顺逆之法，必有所受。孔子上《系》起中孚，下《系》起咸，与京氏卦气正合。可见孔子以前，必有此六十四卦之序，故孔子于无意中即举此二卦为言。否则六十四卦何卦不可为《系辞》之首，又安有如是之巧合也。即此以推则世应飞伏之有所自来，亦断可识矣。故以之推算，非但吉凶确有可凭，而远验诸年，近征之日，虽时刻分秒亦均有数之可稽。管辂、郭璞等占验，亦均有准的，皆是术也。自王弼扫象，后之言《易》者，以性理为精微，凡阴阳五行九宫星象，皆目为芜秽而绝口不谈。不知《易》道广大悉备，况占筮本术数之一端，阴阳乃《易》道之大纲，既言《易》，而屏除阴阳，既不明术数，而仍欲言占卜，岂非至不可解之事乎？故余以为欲明象占，宜求诸术数，更由术数而求诸经义，方可谓技焉而进于道，必有超出寻常而为术士所不及者。盖术者但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果能一一以经义证之，以明其所以然之理，此正吾辈之责耳。自邵子以降，如刘青田、姚广孝之俦，类皆能明其所以然之故者，是以能知未来，如烛照数计。惜处专制政体之下，禁治阴阳壬遁之学，有其书者，必令销毁。今所传者，都为抄本，传写谬讹，且多割裂改窜，仅略留形式，尚不完备，又乌能施之于用乎？且不但禁三式诸书，即《易》注之涉及神化，或精论术数者，亦在所严斥。故士流所习，仅限于王《注》孔《疏》程《传》朱《义》，此外皆属违式。至有清中叶以后，居然上及马郑，而道咸之际，且盛行虞义者，则以阮仪征辈之提倡，而朝廷欲博古文之虚名，故为之网开一面耳。今政体既革，读书尚得自由，则《易》道之昌明，更无其他之阻力。学者宜致力于全经以立其本，然后广求秘籍，旁及科学。凡有足以与吾《易》相发明者，无不可兼收并蓄。既会其通而征诸实，然后由博返约，以撷其精英，而仍缩千里于尺幅，《易》之大用，庶乎其可见欤。曰：致力全经，更有无较善之注本？曰：向之说《易》者，其空谈性理无论矣。即能求诸象数者，要皆见卦说卦，见象说象，鲜能会六十四卦之通，合全《易》以明一卦一爻者。胜清之季，惟焦氏循之《易通释》，姚氏《易》，湖北局刻及《续皇清经解》。端木氏之《周易指》与纪氏之《易问》《观易外编》，皆能自出机杼，不依傍古人门户，会通全《易》以立说者。虽各有所蔽，而精到之处，有非前人可及者。学者但依据经文以为去取，自能可得其所长，更可触类而有所悟矣。又长沙彭氏，刻有《易经解注传义辨正》一书，虽以李氏《集解》、王弼《注》、程《传》、朱《义》为本，而引据极博，各家注释，皆采取其精。携此一编，足以荟百数十家之学说而便于参考，亦近今之佳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