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还是不敢嘲笑爱情。因为种种症状都淡忘了之后，我画的画却依然留着。那个时候我和姐姐的房间分开了，我自己有了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屋。我开始失眠，在凌晨两点钟的黑夜的水底静静地呼吸，闭上眼睛，就看见微笑着的谭斐，或者不笑的。身体在每一寸新鲜的想念中渐渐往下沉，沉成了黑夜这条温暖的母亲河底的松散而干净的沙，散乱在枕上的头发成了没有声音却有生命的水草。突然间我坐起来，打开了灯。我开始画画。不画那些让人发疯的石膏像，我画我的爱情。当我想起星期五就要到了，谭斐就要来了的时候，我就大块地涂抹绿色，比柳树的绿深一点，但又比湖泊的绿浅一点，那是我精心调出来的最爱的绿色；当我想起绢姨望着谭斐微笑的眼睛，我就往画布上摔打比可口可乐易拉罐暗一点，但又比刚刚流出来的血亮一点的红。我画我做过的梦，也画别人给我讲过的梦；我画我想象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开满鲜花的阳台——月光流畅得像被下弦月这只刀片挑开的动脉里流出的血，我也画我自己的身体，赤裸着游泳的自己，游泳池蓝得让人伤心，像一池子的化学试验室里的硫酸铜溶液，也像一只受伤的鸟清澈而无辜的眼神。清晨的时候我困倦地清洗着花花绿绿的胳膊，心里有一种刚刚玩完“激流勇进”或者是“过山车”的快乐。

后来有一天，老师看过了我的画之后，抬起头来看着我。

“全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我点头。

他笑了，他说：“有一张真像契里科。”

我问：“老师，契里科是谁？”

他又笑了，对我说：“安琪，请你爸爸或者妈妈方便的时候来一趟，记住了。”

我想我是在喜欢上谭斐之后才知道自己原来是这么地爱着画画。就在那些失眠的深夜里，一开始是为了抗拒以我十四岁的生命承担起来太重了的想念，到后来不是了，我的灵魂好像找到了一个喷涌的出口以及理由。我一直都不太爱说话，所以我不知道自己原来这么想要倾诉，我在调色板面前甚至变得絮絮叨叨，急切地想要抓住每一分哪怕是转瞬即逝的颤抖。我变得任性，变得固执，也变得快乐，我心甘情愿地趴在课桌上酣睡，我高兴地从几何老师手里接过打满红叉的试卷。谁也休想阻止我在黑夜里飞翔，更何况是这落满灰尘的生活，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