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即使作家死而复生，陈述讲明自己的写作缘起和过程，又如何呢？即使我们的论者掌握了可靠的“海内孤本”“独得之秘”以致能相当详尽准确地复述作家的写作情况，这些材料与论断的传记学史学意义仍然会大于它们的文学意义。我国古典诗作中，题明写作缘起的并不少，如王勃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为人熟知，除了专门家谁又在意王勃此诗具体对象呢？“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联，概括性强，气势也好，其文学意义，社会乃至政治意义不知超过送少府外放做官多少倍！再如“访×××不遇”这一类的诗题，又怎能概括得了诗的具体意蕴？一个作家的写作缘起很具体很微小很明确，但是一篇感人的作品却往往包含着巨大深刻的内容，包含着作家本人的人格、修养、追求和毕生经验，包含着作家所处时代、国家、民族、地域许多特征，其内涵甚至大大超过作家自己意识到的，这不已是很普通的常识了吗？现在回过头来说《锦瑟》，即使证明它确实是写一个女子或一张瑟或瑟乐演奏的适、怨、清、和，又能给《锦瑟》这首诗增加或贬损多少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