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真是个消极主动式的绝佳例子，爸爸。”达里尔评论道。

看来，我仍需练习这项技巧，还需要获得许多指导。

一旦你开始了这项练习，你就会发现，别人更喜欢你了，他们更愿意跟你在一起，也更愿意与你分享他们生活中更多私密的细节。你的自我感觉会更好，而所有这一切又会反过来提高你的积极主动式回应技巧。

像狙击手那样应对消极情绪

在我们刚刚经历过的那个注重治疗的世纪里，治疗师的工作是尽量减少消极情绪——用药物或者心理干预，减少人们的焦虑、愤怒或抑郁。今天也是如此，医生的工作仍是减少焦虑、愤怒和悲伤；家长和老师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我不看好这种做法，因为对付这些心理问题，还有另一个更好用的方法——学着在悲伤、焦虑或生气时仍然“运转”良好。换句话说就是，应对它！

我的这个立场源于20世纪最后25年里人格领域中最重要的研究发现。这项确凿的发现打破了整整一代的环境主义者（包括我在内）的幻梦，事实证明，大部分的人格特征都具有高度遗传性，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从基因上遗传了一种强烈的悲伤、焦虑或宗教狂热的倾向，心理问题经常但并非总是来源于这些人格特征。强烈的生物基础决定了我们中的一些人会容易悲伤、焦虑和愤怒。治疗师可以改变这些情绪，但能改变的程度有限。抑郁、焦虑和愤怒很有可能来自可遗传的人格特征，它们只能得到缓解，却不能完全消除。这意味着，作为一个天生的悲观者，虽然我知道并使用书中各种反驳自动悲观念头的治疗方法，但仍会频繁地听到一个声音在告诉我，“我失败了”以及“活着没意思”。我通常可以通过反驳来降低它们的音量，但它们总是挥散不去，潜伏下来，随时准备抓住我的任何挫折来反攻。

如果导致65%障碍的原因之一是心理问题的遗传性，那么治疗师该怎么办？你也许会感到奇怪，治疗师可以学习狙击手以及飞行员的训练方式（顺便说一句，我并非推崇狙击，只是想说明训练是如何进行的）。一名狙击手大约要用24个小时才能进入位置，然后又要花36个小时才会开枪。这意味着，狙击手在真正开枪之前经常有两天不能睡觉，他们会非常疲劳。现在，假如军队去问一名心理治疗师，如何去训练狙击手？他很可能会使用抗睡药或者减轻睡欲的心理干预（手腕上套一根橡皮筋是一个好方法，弹一下就可以让你警觉一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