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抚州临川区一个叫钱明奇的人，因拆迁问题多年得不到解决，最终引爆炸药。他本人也在爆炸中身亡，这个区的区委书记和区长很快被免职。前不久传出消息说，被革职的官员要复出，需要钱明奇的儿子写感谢信。这位儿子说“要我感谢他们什么？感谢他们把我父亲逼死了？”想出这种奇特的主意来，如此羞辱和践踏家人的感情，要多少曲里拐弯的肠子！

这就完全不是什么“平庸的恶”，或者什么“恶的平庸性”。汉娜·阿伦特的概念放到中国语境里来，已经不足以释放我们环境中那些特别的东西。这些官员们，那些脑肥肠满的家伙们，他们岂止是平庸的？他们怎么可能自甘是平庸的？哪有什么平庸可言？他们甚至觉得自己有“个性”得很！他们挖空心思，巧取豪夺，如天马行空，无法无天；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欺压百姓、鱼肉人民方面，他们有多少“聪明才智”。什么党性、人民性，统统不在话下！

在阿伦特的语境中，“平庸之恶”，主要指的是“服从之恶”。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在当时是“最高元首”的意志，是在彼时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是得到各种公示的法规条文支持和鼓励的。这就使得1962年站在耶路撒冷审判席上的艾克曼，强调自己的做法仅仅是“服从上级的命令”。很难说他这个具体的人，从这种服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这个第三帝国的运输专家，在1941年—1944年期间，曾指挥将千千万万的犹太人送往死亡营，而他本人却并不是一个鲜明的反犹主义者；相反，而是犹太文学、美术的爱好者，熟悉犹太经典；他也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杀人狂，曾经因为不愿意到尸体现场而提出过工作调动，最后还是因为服从而留在了岗位上。1944年他在匈牙利，当地的犹太人组织与纳粹之间已经有了拿钱换人的交易，就像影片《辛德勒名单》中发生的那样，他却丝毫不为金钱所动，在火车车皮缺口的情况下，让数万犹太人步行走向死亡营。在法庭上他说如果接受了金钱交易，会“让他的良心感到不安”。

你可以说此人就是一个冷血怪物，一个机器人，一枚闪闪发光的螺丝钉，一只锃亮光滑的齿轮。他处在一部庞大的机器之中，作为零部件，他直接向这部机器负责。他甚至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随大流，人云亦云，看别人眼色行事；而是在个人之身与大机器之间，建立了一种垂直听命的关系。他越是隐藏自己，机器便越是得以快速运转。尽管“毒气室”、“焚尸炉”是骇人听闻的，然而这些人们却是机械性的，规规矩矩的，毫无特色的。

我们这里也有“服从”。在某些方面某些问题上，“母体”（借用《黑客帝国》的词汇）中的人们是绝对服从的，但那仅仅是表面的、口头上的，是言辞上的表态，类似举手宣誓而已。但这个宣誓实际上是不算数的，他们从来也不相信自己刚刚表态或承诺过的东西。一转身，他们就忘得干干净净，与别人一起嘲笑它们。如果说这种表面上的效忠有什么实际内涵，那就是借此一方面让自己往上爬，另一方面，用来压制和剪除不同意见，拒绝接受来自公众的批评监督。

在这个所谓服从的另一侧，则是他们的“主动之恶”或者“各自为恶”。即使是上级的命令（政策、法律法规），他们也不会去听的，而且以能想出“对策”来违反为荣。我们的法律不允许腐败，但是腐败盛行；我们的法律不允许造假，但是造假遍地；我们有专门的纪检委员会或其他专门机构，但是对于各级官员们的违法乱纪行为，几乎较少具有约束力。他们就像一小股一小股鲜艳的鱼群，争先恐后地冲出法网，并且越是因为各种“自选动作”，他们的身上的“鱼鳞”越加鲜艳，他们的“人性”才大放异彩——至少他们自己这样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