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作为现有规则的执行者和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发挥着更多的职能，但由于缺少制约，政府不断地延伸和扩大其职能，越来越多地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逐渐转变为有着自身利益诉求的规则执行者和秩序维护者，也就是通常所讲的亲自下场踢球的裁判。裁判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rent-making），然后在市场上寻租（rent-seeking）套现。利益使然，裁判已失去了继续改革的动力，半管制半市场的现状是最理想的，深化和扩大市场化改革会削弱造租潜力，它也不想退回计划经济，因为那可能意味着失去套现的场所——将权力转化为金钱的市场。

另一方面，民众对改革的失望也日渐增加。与经济繁荣并存的是机会的严重不均，贪污腐败盛行，收入两极分化。当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4上升到接近0.5时，民众开始质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怀念共同贫穷的计划经济年代，寄希望于一个强势的政府，以压迫性的手段“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实现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一些人当然也看到了，正是由于裁判员下场踢球，寻租的暴利富了一批官员和商人，造成收入分配恶化，对策应该是政府退出经济而不是更多的干预。但对策为什么没有被采纳呢？常识告诉人们，政府退出经济将是一个艰难和长期的过程，而强化政府的干预往往可收立竿见影之效。这样的社会成本-效益分析已固化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对明君清官的期盼一直是民众生活勇气的源泉。对于现代社会的个人权利以及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他们如此陌生，以至于习惯性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政府。中国也遭遇了转型的内在不协调性，经济已经市场化或半市场化了，支持市场运行的制度以及作为这些制度基础的社会观念却仍然停留在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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