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利的评论支持了我的直觉—人们之所以对政府救助感到愤怒，并不主要是由于奖励了贪婪；最冒犯美国人公正感的是，他们上缴的税款竟然被用来奖励失败。

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仍然要追问，这种关于政府救助的观点是否正当。大银行和投资公司的那些首席执行官和高层管理人员是否真的要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而受到谴责？许多管理者并不这样认为。在调查此次金融危机的国会委员会面前作证时，他们坚称自己竭尽所能地利用了他们所能掌握到的信息。在2008年破产的一家华尔街投资公司—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的前首席执行官说，他思考良久，想看看自己是否可以做出不同的事情。他总结说自己已经做了所有他能做的事情：“我实在想不出任何办法……能改变我们面临的现状。”

其他失败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对此表示同意，并坚称他们是一场无法掌控的“金融海啸”的受害者。类似的心态蔓延至年轻的交易员，他们无法理解公众为什么对他们领受奖金感到愤怒。一名华尔街交易员告诉《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的记者：“人们对我们没有任何同情，可是我们并非不努力。”

“海啸”这一比喻成为政府助救的日常用语，尤其是在金融圈内。如果这些经理是对的，即他们公司的失败归咎于更大的经济力量，而并非他们自己的决定，那么，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并没有表达参议员格拉斯利所期望听到的悔恨之情。然而，这同样也引发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有关失败、成功与公正的问题。

如果强大的、系统性的经济力量能够解释2008~2009年灾难性的损失，那么，难道我们不能说，它们同样能够解释前些年那些令人眩晕的收入吗？如果我们因为年成不好而责备天气的话，那么，那些有天赋有智慧并努力工作的银行家、交易员以及华尔街的高级经理们，又怎么能够由于那些在艳阳高照时所获得的惊人回报而受禄呢？

在面对公众为给失败发放奖金而产生的愤怒时，那些首席执行官辩称，经济收益并不完全是他们的自身行为，而是他们不可掌控之力量的产物。他们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很好的理由来质疑他们在经济良好时期对超额报酬的索求。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贸易、资本主义的市场、个人电脑和网络的兴起以及诸多其他因素，都肯定有助于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金融业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