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所有制能更好地为公众服务并保证共同富裕的陈词滥调，已经被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证伪。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与哲学家的智慧依然熠熠生辉。中国古书《商君书》（商鞅曾帮助秦王两次变法，而使秦国后来居上，并最终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有言：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西行也，其不几亦明矣。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卖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之道也。

从早期中国哲学家慎子的作品《慎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权利划分重要性的论述。“一兔走街，百人追之分未定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

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像商鞅所建议的一样，将自己纳入法律监管之中，国企巨大的垄断势力也就不会那样令人担忧。但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在政府所有制的压力之下，大多远离法治。当拥有巨额资产的政府凌驾于法律之上时，不可避免地会诱发公权私用，公产私分。腐败的政治产生了掠夺与不公正，种下了社会不安定和政治混乱的种子。当国企凌驾于法律之上和市场纪律之上时，不仅私营企业的生存受到威胁，也如同慎子和商鞅所描述的那样，整个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基础将危如累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