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第二种假设“传统主义者的认可”，对社会明显是一个灾难。如果传统技术的受益者拥有否决权，他们将会有力地破坏创新，即使这种破坏并不总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一些在邮局工作的人也许由衷地认为，手写信件的方式优于电子邮件的方式。这样的人，出于深刻而坚定的信念，为了想要保留传统的价值形式而限制对电子邮件的使用，正如100年以前的马车制造商反对亨利?福特的非马拖款式，理由是汽车比马要危险得多。

对现有体制的偏袒有它的好处，至少在技术稳定期是这样的。当某些人经营一家书店、一份报纸，或是一家电视台时，让那些人认为他们的工作正是这个社会的关键是有益的，即使事实并非如此。这种承诺有益于鼓舞士气并带领人们捍卫有益的和有价值的制度。

然而，到了革命时期，这些智力资产就变成了一种负担，准确地说，这是因为那些根深蒂固执著于旧方式的人看不到，社会是怎样从一个与传统模式不相容的方式中获益的。有些自相矛盾的是，正如我们所见，为了保持解决方案的可行性，那些致力于解决某个特殊问题的人也致力于维持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要求人们用传统的机制去评估一项新技术的根本性好处，作为一个群体，致力于保护现有体制的人往往无法在破坏性中看到价值。

与此同时，甚至是在“我们尽可能承受的混乱无序”的假设中，改革派们也无法创造出比社会成员所能想象出的更多的改变。我们已经拥有互联网40年了，但Twitter和YouTube还不满5岁呢，这不是因为之前的技术没有到位，而是因为这个社会还没有做好去运用那些新机遇的准备。因此，“我们尽可能承受的混乱无序”的上限就是社会扩散所需的时间和精力。新的观念趋于沿着社会方向缓慢地传播，社会扩散不只关于时间的消逝，也关于文化如何影响新思路的应用。社会性工具的被接受过程总是给我们带来惊喜：目击平台Ushahidi.com的创造初衷是用于追踪暴力，但后来却被用来监测选举；维基百科的设计初衷是作为一本百科全书，但是现在已成为全球性爆炸新闻报道中的关键角色。文化和语境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所有技术的扩散，而对于通信技术来说尤其如此，因为结缔组织随着这种连接着的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这种连接着的社会也随着它的结缔组织的变化而变化。

激进分子们将无法正确地预测最终的结果，因为他们具有夸大想象中的新体制价值的动机，同时他们也缺乏想象这些工具将运用于其他用途的能力，这也同样会使“协议转让”的假设流产。

在讨论关于这个变革的话题时，新的支持者和旧的捍卫者双方都持有系统化偏见，而这使得整个前景变得不可信赖。激进分子们和传统主义者从不同的假设出发，但往往终止于只谈对方的过去。只有让激进分子们去尝试过每一种东西以后，实实在在的“协议转让”才可能发生，因为鉴于缺乏预知未来的能力以及社会扩散的自然制动功能，大多数的转变会失败。最重要的协商不是激进者和传统者之间的协商，而是关乎社会中的市民，在全新的可能性之下，他们是唯一能够合理决定自己想过什么样生活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