怯场是一只纸老虎

我怎么会在微软全国广播公司一周主持五个晚上的《硬球》节目呢？怎么会在周末主持《克里斯·马修斯脱口秀》节目呢？最有想象力的解释就是，有人听说了我梦想这样的工作，然后就神奇般地将这份工作赐予了我。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三十多年前，我成功进入政坛，然后从政坛起步，后来又转入电视圈。相比第一种解释来说，后者显得更为合理和恰当。

我在国外待了两年，1971年来到华盛顿。当时感觉自己仿佛来到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放眼望去，其他宾客都彼此熟稔，只有我无人相识。国会山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办公室安逸而忙碌，当然，这只是针对那里的工作人员而言。人人都有自己小巧而整洁的办公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我除外，我只是一个努力向城内张望的城外客。

这并不是说华盛顿让我感觉自己是一个不速之客。自从1960年肯尼迪与尼克松总统激烈的竞选之战后，我就深深地迷上了政治。从小学起，这场究竟应该由谁来掌管这个国家的战斗就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成了我思考和谈论的重点，当然也是争论的重点。

华盛顿的冬日阳光灿烂，我此时回到美国，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踏足政坛——一个让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从1968年到1970年年底，我一直在驻扎于非洲斯威士兰的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担任志愿者。其间，我收到了一封大学学友寄来的信，在信中，他介绍了自己的工作。那时，他是美国参议员的立法助理。据我所知，立法助理要帮助参议员处理大事，例如撰写演讲稿、草拟法律，并思考问题解决策略。在年轻的约翰·肯尼迪担任参议员期间，伟大的演讲撰稿人西奥多·索伦森（Theodore Sorensen）就曾在他的办公室里担任该职务。特别巧的是，几个月前，在从莫桑比克到津巴布韦的夜班火车上，我正好读了索伦森的书《肯尼迪》（Kennedy）。

到达华盛顿后，我的计划就是成为一名立法助理，这个计划简单而直接。我准备在国会山挨门询问，请求得到一份立法助理的工作。我将先从来自美国东北部的爱尔兰天主教民主党国会议员着手。在我看来，他们很可能会愿意聘请一位充满热情的新手。我曾上过一所耶稣会大学——圣十字学院（Holy Cross），而且刚刚参加了约翰·肯尼迪组织的和平队，在非洲驻扎了两年。

谁知一时的热情竟变成了终生的事业，只是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到。我的目标是在神圣的参议院或国会办公厅找到一份工作，迈入通往政坛的一道大门，确立开创人生的一个基点。我的钱包里只有不到200美元。离开和平队时，我得到了一笔“转业津贴”，但在肯尼亚、爱尔兰、埃及和英国浏览一番后，就只剩下这点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