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我等待几日，静候佳音，但没想到却杳无音讯。之后我每天早上都打电话，想问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从来没有人能帮我接通电话，让我与国会议员能直接通话。最终，他那位像拉契特护士长一样的行政助理接了电话，冷冰冰地告诉我：“国会议员让我转告你，他在这个问题上无能为力。”

这一次，我惨败而归。

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已深陷泥潭，其严重程度远远胜于填补立法助理这个空缺。两年前，在我离开家乡的日子里，也正是《生活》杂志（Life）如日中天的时候，该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对他进行了曝光。文章由两大部分组成，标题就是《是国会议员还是无赖：知名立法者受制于美国黑手党》，历时8个月的调查揭露了这位国会议员的“第二生活”。

他曾经春风得意，风度翩翩，万人瞩目；他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他曾经是林登·约翰逊在1964年的竞选伙伴候选人，但这篇报道让背后的黑幕大白天下。

“在体面和威望的外衣下，他一再成为美国黑手党一个头目的工具和合作者。”《生活》杂志公开了一段该国会议员与新泽西州贝永市民主党党魁的电话录音。在录音中，他代表一个帮派头目进行斡旋，企图让警方停止对当地赌场的调查。

然后就是一段令人憎恶的、粉饰太平的故事。事情发生在1962年，当时国会议员找来帮派的一名杀手，从他家的地下室里搬走了一具当地高利贷者的尸体。

这些事情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其中也包括四面楚歌的国会议员对自己的辩护。他声称自己是一名受害者，是FBI迁怒的对象，因为他支持联邦政府立法限制“对隐私的侵犯”。

1971年年初，这位国会议员的世界变得黯淡无光，他不仅被追究法律责任，还被老家贝永市的政治同僚们逐出了政坛，他最终因偷税罪身陷囹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