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先我们越过边境，来到葡萄牙的时候，强盗拿走了我父亲钱包里的每个硬币，只留下他的手抄本和书本，仅仅因为那些物件对他们没什么用处。在乘船去波尔多的途中，风暴来袭，而我们却住在全无遮蔽的甲板上，顶着疾风暴雨和飞溅的波浪，我一度以为我们会冻死或是溺死。我们将珍贵的书本紧紧抱在怀中，仿佛它们是受不了风吹雨打的小婴儿。在走陆路前往巴黎的途中，我们一直伪装成别的身份：商人和他的小学徒，前往沙特尔城的朝圣者，行脚小贩，做观光旅行的小贵族和他的仆童，前往巴黎的著名大学的学者和他的导师。总之就是不能承认我们的伪基督教徒身份：火刑仪式的烟气仍驻留在我们的衣服上，噩梦也仍与我们的睡眠如影随形。

我们在巴黎见了母亲的亲戚，他们打发我们去阿姆斯特丹的同族那儿，而那些同族又指引我们去了伦敦。我们要在英国的天空下隐藏自己的身份，我们要变成伦敦人。我们要变成新教徒。我们要学会喜欢这一切。我必须学会喜欢。

那些族人的势力——我不能透露他们的姓名，因为他们也隐藏了自己的信仰，注定四处流浪，为所有基督教国家所不容——在伦敦的不为人知之处兴旺发展，就像在巴黎、在阿姆斯特丹那样。我们都像基督徒那样生活，遵守教会的律法、节日、斋日以及宗教仪式。我们中的许多人，就像我母亲那样，对两种信仰皆虔诚，秘密地守安息日，悄悄地燃起一支蜡烛，准备好食物，做好家务，用她依稀记得的零散犹太祷告词去铭记这一天的神圣，然后就在第二天问心无愧地去做弥撒。我的母亲教过我圣经和她仍旧记得的犹太教谕，将它们的神圣程度一视同仁。她警告我说我们家族的联系和我们的信仰都不为人知，是一个深刻而危险的秘密。我们必须谨言慎行并且相信上帝，相信我们曾经掏出过大笔资金捐赠的那些教堂，相信我们的朋友：那些和我们熟识的修女、神父和讲师。等宗教法庭到来时，我们却像无辜的鸡，被拧断脖子而不留任何痕迹。

其他人也逃走了，和我们一样；然后又再次现身，和我们一样，在其他基督教王国的其他大城市里寻找他们的同族，向远房亲戚和热心朋友寻求庇护和帮助。我们的亲戚帮助我们来到了伦敦，还带着一封寄给某个以色列家庭的介绍信——他们按照这里的习惯改姓卡朋特。他们安排了我和小卡朋特的订婚仪式，出资给我父亲买了印刷设备，又在舰队街的店面楼上给我们找了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