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诺曼征服到光荣革命，英国从“脆弱的”自然国家逐渐发展成为“基础国家”，继而成为“成熟国家”，其特点就是“具备监管、规范、执行陆地财产权的广泛的各类制度，以支持精英阶层之间的非个人交换”。在过渡到开放权限系统之前，精英阶层内部实现法治是三个“门槛条件”之一，其他两个条件分别是精英阶层“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出现永久性的组织形式”以及实现“政治对军队的集中控制”。在诺斯、沃利斯和温加斯特看来，美国和法国革命帮助实现了这种开放权限的决定性突破，革命有助于各类公司的广泛传播，同时也确立了经济和政治领域公开竞争的合法化。从英国土地法在11世纪后的变革开始，以19世纪的企业法人法律待遇的变化为高潮，各阶段讨论的焦点都是制度问题。

无独有偶，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诸起源》（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一书中确立了“现代政治秩序的三要素”，即“强大的国家、国家对于法治的尊崇和全体公民对政府的问责”。7这三要素首次统一是在西欧，而英国再次首当其冲（福山对荷兰、丹麦和瑞典能紧随其后也表示赞赏和肯定）。为什么这些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亚洲？因为，在福山看来，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特殊发展倾向于削弱扩大的家庭/氏族的重要性。

达龙·埃斯莫格卢和詹姆斯·罗宾逊在其著作《国家为何衰落》一书中，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们将埃及社会与17世纪后半叶的英国作了比较：

与埃及相比，英国之所以更为富裕，原因在于1688年的……英国……爆发的革命先是改变了英国的政治，继而是其经济。人民通过革命争取到更多的政治权利，而这些权利后来用于增加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机会。结果就是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轨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所有这一切在工业革命中达到高潮。8

由此看来，英国是世界上首先拥有“包容性”或“多元化”而非“攫取型”政治制度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例如西班牙等其他西欧国家，却并未步英国的后尘。因此，欧洲国家在南北美殖民地的发展结果迥然不同。英国在殖民地输出的是包容制度，而西班牙殖民者则是将自认为“精粹”的攫取型制度强加给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

有关帝国的内容也体现出制度讨论和以往文化演绎的不同，这一观点由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首先提出，后经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大卫·兰德斯完善，认为基督新教和“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着某种联系。与德国剧作家汉斯·约斯特在剧作《斯拉格特》（Schlageter）中的纳粹不同，听到有世界文化的迹象，我不会立刻拔出左轮手枪，如临大敌，但我会彬彬有礼地提出告诫。有关历史主题的内容很容易被简单归为一些概念和术语，诸如希腊哲学、希伯来戒律、罗马法、基督伦理、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教义、所谓“犹太教和基督教文化”等。但是这里需要仔细权衡，进行考量。其实，没有哪个西方理念会像所谓迫害女巫或共产主义那般可怕，虽然犹太教及基督教文化和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物似乎都有可取之处。总之，文化会潜移默化影响规则，而制度是在创造动力。英国人都源自同一文化体系，但会因其是远赴新英格兰还是加入位于孟加拉的东印度公司，导致行为举止千差万别。我们会发现前者是包容性制度在发挥作用，后者则是攫取型制度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