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问题在于1688年所产生的制度裂变发挥着怎样关键性的作用。大多数历史学家恐怕会认为其不过尔尔，在他们看来，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历史的退步，代表着“保守势力”的利益， 在贵族势力和及其庇护的圈子之外，几乎没有产生多大影响。14我觉得这实在有失偏颇。英国1689年的《权利法案》即《国民权利与自由宣言》规定（除了其他方面的内容）：

 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国会议员之选举应是自由的。

 国会内之演说自由、辩论或议事之自由，不应在国会以外之任何法院或任何地方，受到弹劾或讯问。

 为申雪一切诉冤，并为修正、加强与维护法律起见，国会应时常集会。

还要请各位专家恕我冒昧，尽管（反天主教的）宗教偏见在当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宪法原则，但我认为这些应被视为历史的转折点。

诚然，有观点认为1689年通过的《权利法案》所确立的“国民权利与自由”并无甚新意，不过是向从前看齐。但是光荣革命所带来的结果却令人耳目一新，1689年后议会更是积极通过各种立法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羽翼尚不丰满的纺织业，鼓励将公地圈为私有，大力发展收费公路与运河建设。而且辉格党人为了夺取全球商业优势，甚至通过战争大发其财。15这样，当时历史的发展顺序一目了然：光荣革命首开先河，农业改良紧随其后，接下来是帝国扩张，最后工业革命应运而生。

若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看制度讨论则更具说服力。上述所有制度变革均未能出现在中国的明清两朝，当时中国的君主和位高权重的大臣的权利，不会受到半自治公司实体或是代表大会之类的机构的任何限制。亚洲确有商人，但是却不存在公司的概念，更没有议会的身影。16正如杜克大学的蒂穆尔·库兰教授最近的观点所言，奥斯曼帝国逐渐形成的制度在阻碍资本形成和经济发展上的作用截然不同，这是因为对于合伙经营、继承、债务、法人人格等问题，伊斯兰法与西欧国家法律体系的观点迥异。存在于伊斯兰世界的是瓦格费，这是个人建立起来的非法人信托组织，但并非银行机构。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