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正如在自然界中，金融演化过程要受到地缘政治的冲击和金融危机这类巨大变革的影响。当然，区别在于，自然界中来袭的小行星来自外太空，而金融危机的根源却在体系内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恶性通货膨胀，就宛若是自然环境突变，造成“大规模灭绝”，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银行恐慌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储贷危机。现今的金融危机规模也相当可观，但是为何大灭绝没有应声而至呢？那些金融界的“恐龙”依然自在驰骋。

答案在于，生物进化是在无情的自然环境中进行，而金融进化是在监管架构中发生，这里就可以借用反达尔文的创世论者的一个术语，是“智能设计”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但这个设计又出自怎样的智能呢？答案就是：进化进程中没有能做出预言的智能。实际上，当身处其中的时候，更多的只是使脆弱的系统雪上加霜罢了。

可以这样来看问题。1980年后的一段时期所实施的监管架构，鼓励多数银行相对其资本扩大资产负债表，这种情况在诸多国家都有出现，如德国、西班牙以及美国均是如此。（对于柏林和马德里所出现的局面，我们着实不应让雷纳德·里根为之受过。）当产权资产出现价格下滑，银行就会受到资不抵债的威胁。当短期资金供应不足，银行就会面临流动性不足的问题。这时，当局主管就不得不做出选择：是让大量银行倒闭导致经济大萧条，还是出面救市？最后，他们选择了后者。但选民并不买账（若当真出现了“因大而亡”的局面，那么情况势必会越发不可收拾，可选民并未因为幸免于此而心怀感激），立法者现在不得不制定法律，避免以后再出面救市。

《多德–弗兰克法案》就明确规定了如果SIFI倒闭，不会让纳税人出一分钱，但具体该由谁埋单，却是含糊不清，不甚明了。法案第214款（心慈手软地）进行了模糊处理：“在此项下的金融公司所有用于清算的资金花费，应在该金融公司的资产处置中予以支付，或者通过估算，由相关金融部门负责支付。”那么担保债权人、银行债权人怎么办？它们可是在2008~2009年间被予以充分的保护。出于谨慎起见，《多德–弗兰克法案》就此进行了研究。如果立法的实际效果就是宣布不得对SIFI的重大破产予以公开集资救助，那么对相关债权人造成的巨大损失则在所难免。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大银行的资本成本势必会增加，即便其股本回报率降低也是如此。此举原本是要降低不稳定性，结果却导致了脆弱性的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