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白芝浩一再重申，正如他所述，“（英格兰银行的）至关重要性在于它要一直保留大量的银行准备金”。但是他也强调，准备金的规模不应由某些规则自动确立，不应效仿现钞流通的做法依照1844年的《英格兰银行条例》进行。“不应将当前其负债的某个确定金额或固定比例提取出来，作为银行应作保留的准备金之用”。理想的中央银行的目标应该是设定“忧患最低点”，除此之外不必更为精确，而“这无论是通过抽象的辩论还是数学运算，均无法令我们洞悉其中奥妙”：

（他继续讲道）我们无法指望他们能够实现这一点。信贷是通过周遭环境所生成的一种观点，而且也会因环境而异。信贷的状态……也只能通过尝试和问询得出。同样，无法准确获悉多少数量的“准备金”能让大家高枕无忧；在这一问题上，永远无法达成一致，只有通过不停观察公众的心态，密切关注在准备金数量的各个点位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来做出判断。31

银行的贴现率也同样不具有可预测性，贴现率是银行对于优质商业票据所作借贷而使用的利率。白芝浩认为，“英格兰银行依照市场汇率相应制定出自己的利率，这……通常是大错特错的”。银行的“第一要务”是利用贴现率“保护国家的终极现金”。32 这其中当然也存在着自由裁量权，因为没有任何规则可以确定储备金的理想规模。

如今，还有这样一些观点，比如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科特里科夫和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约翰·凯就认为，唯一的出路就在于对我们的金融体系进行标本兼治的结构改革：这里指的是“狭义银行”，而不是要把所有的银行都全盘考虑。33我可以看出这些观点中的知性诉求。理论而言，也许若能将大银行由大化小，则会大幅降低杠杆效应以及银行存款接收者和风险承担者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这样自然最为理想。34但是，与白芝浩相同的是，我更愿意接受现状，不指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全盘放弃当前这种“大而不倒”的制度，这背后是中央银行的资助，甚至必要时，还有国库的支持。我们的任务是像白芝浩那样，“充分利用现有银行体系，使其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即便我们只能治标不治本，也要找到最好的权宜之策”。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