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有一群朋友响应全球呼召，在香港发起了抵制麦当劳的运动。因为麦当劳很不环保，从他们耗用的纸张到庞大的牧场，全在消损可贵的地球资源。而且麦当劳发明了一种新型的雇佣关系，以临时散工代替长期的契约；时薪低得可耻，其他保障几近于无，但它却不断用“大家庭”的温馨形象去虚饰资本家剥削劳动阶层的真相。还有，麦当劳很不健康。这在今天已经是个常识了，可当年它在登陆日本和中国的初期，均曾宣称自己卖的东西经过营养学的精心计算，科学程序的严格处理，“能够提供每日人体所需”。再加上它的超级大M与麦当劳叔叔那不见底蕴的笑容，十足是个美式资本主义文化的代言人；我等有良知有热血的激进青年焉能不反？焉能不抵制？

然后，十几年过去了。一个当年带头搞运动，如今在美国教书的左翼社会学家很惊讶地发现我竟然还在孤独地杯葛老麦。他说：“说来真是有点不好意思。我们早就都放弃了，没想到当年不太热衷社运的你反而坚持至今。”我了解，人在异乡，难免要找个熟悉的地方熟悉的味道去一解西风冷雨所淋出来的乡愁。

吊诡的是，在美国求学教书的他竟把麦当劳当成能慰游子心的驿站，觉得它的鱼柳包和炸薯条有“家”的味道。

在我这一代人里面，有谁的童年记忆会少得了麦当劳呢？我记得它曾是我童年的奖赏，要是我听话，妈妈很高兴，她就会带我去麦当劳吃一顿有苹果派有大奶昔的丰盛大餐。例如某年的暑假，我天天去尖沙咀的青年会游泳，也许是我游得还不错，妈妈便以麦当劳作奖励。我喜欢池水的清凉，也喜欢鱼柳包的实在，于是下意识地把两者联系起来；美好的因结出美好的果，游泳与麦当劳变得密不可分，我就像只快乐的海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