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否“选择性宽容”。有人说我是“选择性宽容”，其实不是。我反对法国大革命时期杀路易十六，杀玛丽·安托瓦内特；我反对伊拉克杀已经束手就擒的萨达姆；我反对革命年代的中国杀地主，杀资本家，杀知识分子，杀反动派，杀林昭，杀马燕秦，杀杨佳。我反对一切形式的针对人的杀戮，即使是“合法的杀戮”。

其四，如何站在被害者的角度上考虑问题。是的，大众需要正义，但他们要求的正义是否与被害者一家所要求的完全吻合？当大家拼命喊杀，甚至要求绝不和解的时候，是不是形成了另一种干预，除了干预法庭，也在干预张妙一家人的选择？假如张妙的家人选择刑事和解，会不会被公众视为一种对正义的背叛？这种群情激奋、全民审判是不是也有另一种倾向，也就是把张妙的家人逼到另一种意义上的绝路。如果药家鑫不死，他们就失败了。有人甚至说，张家的孩子绝不能用药家的钱，“如果用了那用命换来的钱，孩子长大后心会安吗”？照此逻辑，所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都将陷受害一方于不义。

简单的复仇并不能真正帮到张药的家人。我认为此时更负责的做法是促成张药两家适度和解（当然决定权在张家），不要让张家活在仇恨的伤痛里，也不要让张家为背负匡扶正义的民意压力而一无所得。杀了药家鑫，不过是让主张杀他的人获得“天堂五分钟”的快感。可以看得见的结果是，在一个孩子失去妈妈以后，另一位母亲又失去儿子，两家永无和解之日。而断头台下观众什么也未失去，还自以为是正义的化身。

其五，政府尤其需要反思。我认为群情激奋的背后，最应反思的是政府。为什么“军二代”、“官二代”能够激起那么多的愤怒？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说过，刑罚的有效性不在于刑罚的残酷性，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当恶人常常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民怨越积越深，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为此付出的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在此意义上，针对“军二代”药家鑫的群体讨伐，是网民对不公正社会的一次示威。

这些天，我看到不少原来认识的朋友写文章在骂我，甚至有人要求我忏悔。前几天读到一条新闻，“辽宁省鞍山市14日发生一起致10人死亡的恶性杀人案”，紧接着又看见一篇回应我的文章，标题竟是“仇恨是我们仅有的权利”。作者认定我参与讨论是“秉承主子意图”，是出于维稳的需要。一个人如果想栽赃你，解释其实是无用的，此前也有人认定我收了药家的钱。对于类似污蔑我并不关心。我关心的是，为了各自的理由，除了下跪，就是举刀，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是否还有中间道路？